被誤讀的“高薪養廉”

　　“高薪養廉”也是公務員薪酬改革中常會談及的一個問題。人們會不自覺地將之與“公務員高工資水平”相聯系，將其與“廉政”結合起來，以為公務員工資水平高就一定能“養廉”，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地的具體做法更被認為是成功范例。不時有學者提出要全面借鑒這項制度，用于我國的廉政建設和公務員制度建設。

   　但是，胡仙芝認為，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并非“高薪養廉”，且“高薪養廉”并不適合我國內地國情。

　　從2013年12月世界著名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公布的《2013年全球腐敗指數報告》看，清廉指數與公務員工資有一定關系，但并不是簡單的正比和反比關系。

　　胡仙芝對此排名進行過專門研究，她發現全球清廉指數排名在前十名的丹麥、新西蘭、芬蘭、瑞典、挪威和新加坡等國，其公務員工資基本上等于和低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如新加坡在85%~88%之間，瑞典為96%左右，挪威為99%左右。“其實，人們看到新加坡公務員工資的絕對值高，卻沒有進行科學地橫向比較，尤其是跟整個社會的平均工資水平進行比較，而是機械地進行國別比較，往往會脫離不同國家間的具體的國情實際和歷史實際。”胡仙芝說。

　　其實是否高薪，主要體現在公務員平均工資與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上。“如果把高于1：1作為一個標桿，可以發現，香港、新加坡等所謂‘高薪養廉’的國家和地區，其實并不是‘高薪公務員’；相反，俄羅斯卻成為一個公務員‘高薪’的國家，他們的收入是社會平均水平的2.3倍。”胡仙芝說。

　　中國政法大學郎佩娟教授認為，社會上對新加坡“高薪養廉”的說法是誤讀，誤認為新加坡公務員是高薪，其實主要是新加坡平均工資比較高，她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對‘高薪養廉’要有一個正確的解讀，高薪養廉并不是單獨把公務員的薪金提得特別高，高到所有的平均工資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