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暴力事件取證難，官方不作為?

　　李女士在公開信里稱，雖然向警方舉報但并沒有得到正式調查。電影《熔爐》中，受害方的聾啞孩子們及殘障人團體組織的抗爭卻受到公權力機關的驅逐，使韓國民眾對法官性暴力犯罪審判表示失望、憤怒和懷疑。

　　性暴力犯罪案件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在偵查此類案件時，經常面臨取證難的問題。

　　首先，可作為直接證據的證人證言少見。

　　此類案件有多發生在隱蔽場所，除了輪奸等在同一犯罪場所內犯罪人，或被害人有多人的案件，一般性犯罪案件中，很難找到證人。

　　受害人的防衛能力缺失，以及羞恥心，讓此類案件的取證更難。一些幼童或智力障礙女性受害人，通常對自己受侵害的事實認識不清，事發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告知親人。等到親屬發現時，犯罪現場已經被破壞。“密陽群體性暴力事件”中，被害者在受侵害半年后由于自殺才被家人發現。

　　如果受害人是智力障礙者或幼童，他們不僅沒有反抗性侵害的能力，甚至都沒辦法將受侵害的事實描述清楚，這就導致他所做的案件陳述受到質疑。在一些證據較少的案件中，會使本來就是弱勢群體的受害人處在更加不利的地位。

　　此外，心理壓力和社會輿論壓力，使受害人不愿報案或陳述案件。

　　包括韓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受傳統觀念影響，受到性侵害可能會被視為人生污點，有時不僅得不到社會的關懷和幫助，甚至被指指點點，這都給受害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受害人對報案和陳述案件事實會產生抵觸心理，使其不愿對檢察機關說真話，寧愿與加害方和解。

　　“密陽群體性暴力事件”中的被害方迫于社會、加害方和警方的多重壓力，最終選擇了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