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第一次提出減刑申請被退回后，廣東省委統戰部原副部長、省工商聯黨組原書記黃少雄今年年初再次申請減刑。3月24日，這起減刑案在廣東梅州監獄臨時法庭進行審理。（3月26日《南方都市報》）

　　黃少雄能否減刑以及減刑幾年，法院尚未作出判決，但這起減刑案的審理過程足以讓人拍手稱贊。一方面，這是一次真正公開的審理，相關信息公開透明，并通過媒體報道廣為公眾所知曉；另一方面，這是一次動真格的審理，沒有走過場、流于形式，既有同監區服刑犯人和專管警察出庭作證，又有檢察員與刑罰執行機關當庭激辯，還邀請了5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旁聽，組織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

　　公開審理、法庭辯論，按說是審理減刑案件的基本要求，為何要拍手稱贊？這是因為過去很多減刑案件的辦理并沒有做到這兩點，有些減刑案件雖然也經過了法院審理，但往往也是走走過場，刑罰執行機關自說自話當“評分員”，法院睜眼閉眼當“蓋章員”，讓人懷疑其中是否存在“暗箱操作”，更有甚者，有的減刑案件未經法院審理，就稀里糊涂給予減刑。比如，原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由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18年，而減刑的具體緣由似乎成了秘密，就連減刑改判的過程也只有少數人參與，擔任過田文華代理律師的楊旭升表示：“改判減刑連司法系統也沒有多少人知情。”

　　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在押犯每年有20%至30%獲得減刑，而“前官員”獲得減刑的比例達到70%，遠遠高出平均值，難怪有人說減刑成了貪官的“越獄通道”。減刑以及假釋、保外就醫等，本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體現，但在現實中，卻成了一些人花錢“買減刑”、以權“贖身”的通道，嚴重破壞了司法公正，敗壞了世道人心，并讓腐敗潛滋暗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去年通報稱，全國檢察機關開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專項檢察活動4個月，共發現違法線索428個，并建議將711名罪犯重新收監。

　　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黃少雄減刑案的審理才愈加具有正面示范意義。刑罰的目的是懲治和預防犯罪，任何罪犯有獲得減刑的機會，但前提是其表現確實良好，而這種“表現良好”要有足夠的證據依托，要經得起法院的公開審理，經得起檢察人員的嚴格質詢，經得起社會輿論的圍觀。唯有公開、動真格的審理，才能防止減刑受到權力的干擾和金錢的腐蝕，才能讓弄虛作假、徇私舞弊無處遁形，讓減刑更加符合司法公平和正義。在這個意義上，多一些不留情面的法庭激辯，就能讓減刑案件的審理多一分公信力。

　　近年來，最高法、最高檢、司法部、公安部出臺了一系列規定和措施，以嚴防死守的姿態規范減刑、假釋，避免其淪為“越獄通道”。我們希望并且有理由相信，動真格的減刑案審理將會越來越多，法庭激辯將會成為一種常態。這實乃司法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