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成都市武侯區航空路新希望大廈外，莫向松帶著14個人集體下跪，手舉標志牌向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暢借款100萬元治病，上面寫著“借我一百萬，我打工還你一輩子”的字樣。針對社會質疑，7月2日，莫向松對記者表示，因家庭經濟困難，自己此舉只為獲得救助，“我就是想活下去”。（7月3日《新京報》）

　　向富豪下跪求借錢，只為活下去，這個故事的確很悲情。不過，相比起悲情故事，下跪求富豪這一舉動引發的爭議更大。于公眾而言，也經常會遇到類似的事情——乞討者下跪求施舍。源于某種感同身受，對莫向松的行為，社會上如潮的道德批評來了。有人稱這樣的做法是道德綁架，慈善行為應該是自愿的；也有人稱這樣的做法是對愛心的傷害……類似的批評與質疑，充斥著網絡空間。

　　這些道德批評，都言之有理，因為這就是常識。無論有怎樣的理由與借口，莫向松的行為都是不值得提倡的。而據了解，這并不是莫向松第一次有這樣的舉動，此前，莫向松曾在成都的一塊草坪上策劃了“裸曬”曬死癌細胞的活動，引來不少媒體關注。有這樣的“前例”，再加上如今的“向富豪下跪”，莫向松被置于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便不足為奇了。相似的手法背后，的確有“炒作引人關注”的嫌疑。

　　不過，對莫向松的舉動，除去道德批評外，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為什么莫向松要再次這樣做呢？仔細審視不難發現，莫向松第一次“裸曬”后，雖然也有人捐款，但捐款總額不到一萬元，跟巨額醫療費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另外，對于正當的救濟渠道，莫向松表示，自己從未向官方求助過，因為“不太清楚官方救助的渠道”。可以說，正是因為莫向松求助無門，再加上有一些人因為被關注而獲得救助的新聞頻出，才有了莫向松向富豪下跪的創意。

　　客觀來說，我們每個人都不是莫向松，自然很難去體味他的求生欲望有多強烈。而更加悲劇的是，每有類似案例發生，救助機制要么缺失，要么不知情，最后只能依靠媒體曝光才能解決實質性的問題，這也給人帶來一種誤導——無論是看不起病，還是生活極度困難，在當前的社會氛圍下，似乎是“大曝光大解決；小曝光小解決”。

　　當弱者的求生武器只能依賴于“炒作吸引關注”時，更多的弱者都會淪為犧牲品：因為公眾會審丑疲勞，一旦弱者沒有更好的創意，或是沒有特殊的情節可以敘說，就很難再吸引公眾的眼球了，那要想獲得社會幫助和制度救濟，其難度可想而知。

　　就此來說，我們審視向富豪下跪一事，便不能止于道德批評。在“向富豪下跪”一事上，其真問題是救助機制本身的問題。當一些弱者不知如何求助或無法獲得救助時，我們的救濟機制，是不是應該在設置上人性化一點，在輻射面上廣一點？希望莫向松一事能盡早回歸到制度救濟渠道，也希望救濟制度能更加完善一點，以便能救助更多的莫向松們。（龍敏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