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9日指出，今后一年，人大常委會將依法行使監督職權，加強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國務院關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被列為監督工作的主要內容，這標志著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這一政府的自我革命，要經得起代表委員和公眾的打量和挑刺。

　　從代表委員的討論中，我們看到了鼓舞，同時也聽到了不少怨言。這一現象事實上并不奇怪。2013年是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第十二個年頭。前后經過六輪改革，國務院各部門共取消和調整審批項目2497項，占原有審批項目總數的 69.3%。但我國行政審批改革走到今天，中央政府的審批事項仍有一千多項，地方政府的審批事項仍有兩萬多項，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以人大代表、華海藥業總經理陳保華的發言為例，一道新藥審批需要84個月，再加上研發四五年，臨床試驗兩三年，等注冊下來，已經是新藥變老藥。與此相應的是，“毒膠囊”事件中，一顆膠囊從生產到流通到最終進入大型正規醫院，這其中涉及工商、質檢、衛生、藥監、稅收等多個監管部門，卻沒能阻止“毒膠囊”的出現。傳統行政審批的病癥正在于此。即事前“爭位”與事后“缺位”。“事前”有利可圖相互爭奪審批監管權，“事后”無利可圖便踢起皮球。不僅難以監管市場，反而一定程度擾亂了市場。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說，行政審批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就是尋租，行政審批是腐敗的源頭。因此反腐敗就是要清理行政審批，盡量減少審批。有些減不掉的，就要改善審批的過程，讓審批透明，讓審批受到監督。

　　因此，全國政協委員張明華提出，應盡快引入“負面清單”，頗具創意。眾所周知，“負面清單”是上海自貿區的一項創新舉措。即規定區內外資企業“不能做什么”。“負面清單”要發揮效力，相應會要求政府“不能審批什么”。當然目前實驗之中，這個“負面清單”還比較長，政府管的還比較多。但正如相關部門的保證，這個清單很快會越來越短。同理，政府的審批也會越來越少。

　　公眾擔心之處在于，僅靠現有思路，并不能完成清單變短的過程。怪圈會在于，“凡政府不想退出的，都是公民不能自決的；凡政府不想退出的，都是市場不能調節的”。要想再將剩下處在核心地位的30%審批項目削減一半，需要真放權，放權的重點，不僅是上級政府向下級政府放權，更重要的是向社會、向市場放權。（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