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全國政協委員甄貞；整理/本報記者杜軍玲

　　委員建言獻策立足本職是基礎。因為每個人最熟悉、最有調研基礎的就是自己的專業和本職工作，最能在此發現問題，建議對策也最能提到點子上。當然，立足本職不是從部門利益出發，要站得層次更高一點，站在國家法制建設的高度上去想問題、做事情。

　　2008年我剛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時，一位大學同學給我發了條祝賀短信，引用了林則徐名言，“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鼓勵我要敢講真話、建真言。時間再倒回去5年，其實2003年我就開始當北京市政協委員了，那時雖并不十分清楚政協委員的職責，但由于我長時間搞學術研究，又在北京市擔任過最基層的區人大代表，積累了一些建言獻策方面的經驗，如今能有市政協這樣一個平臺，我就要關注市里的一些重大問題，特別是涉及到百姓民生和政府管理層面的問題，通過市政協這個渠道讓管理者、執政者聽到來自基層和民間的意見和建議，不斷地改進工作。到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時，這種想法就變成了一種自覺:要求自己每年至少要帶三件提案上全國兩會。

　　為什么是三個提案？因為好不容易有機會提，總覺得一兩個太少；可多了，又調研不過來，做事情總要有個輕重緩急。實際上從2008年到現在，每年的提案、發言，加上兩會期間的小組聯組活動、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的研討會、無黨派界別的研討會等，我都能提出四五個建議和意見。回憶這幾年我提交的提案和建議，多數都有回應，效果還是不錯的。

　　2008年我提交了三件提案，其中《關于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提案》后來被評為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優秀提案。

　　2009年，我提交了《關于加強法官、檢察官職業道德和職業行為規范的研究與立法的提案》、《關于建立法官、檢察官以輪崗交流代業務培訓的提案》和《關于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建議的提案》。令人欣慰和振奮的是，這些提案不僅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而且有些已經轉化為相應的規范性文件，或者在實踐中得以實際執行。比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檢察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北京市檢察機關已經逐步實現了部分基層的、一線的、普通的檢察官到法院交流鍛煉，檢察機關健全完善規范了刑事和解的相關制度，2012年的刑訴法修改也以設立特別程序的方式吸收了相關的立法建議。

　　2010年，我提出的“關于鐵路法院、檢察院回歸司法體制之內”的呼吁，也得到了回應。2012年6月底，全國鐵路法院、檢察院回歸到了屬地司法體制之內。

　　2011年，我提交的《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遏制刑訊逼供的建議》、《關于加強拆遷領域職務犯罪預防的建議》兩件提案，得到了各界關注和媒體報道，其中相關立法建議，也在各方呼吁及積極向立法機關反映下，最終被刑訴法修正案所吸收和采納。

　　為什么這些提案都能取得好的效果，能讓很多意見和建議從提案進入制度層面？我想，剛才的講述里已經有些答案了。

　　首先是注重積累，日常做好做足功課。我的電腦里存有各種文件夾，里面有許多都是社會熱點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可能與我的本職工作、個人生活無關，但卻是當下老百姓關注的、社會管理者關注的，我就會積極關注。

　　其次，我一直強調要順應大勢。我的很多提案之所以能夠發揮些作用，一些建議和意見能夠被有關部門采納，很多時候靠得并不是個人的一己之力，而是政協專委會、很多政協委員都在提，社會各界都在關注，大家的聲音匯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合力，推動了問題的解決和事業的進步。

　　第三，我的提案大多和我的本職工作相關。我覺得委員建言獻策立足本職是基礎。因為每個人最熟悉、最有調研基礎的就是自己的專業和本職工作，我們最能在此發現問題，建議對策也最能提到點子上。當然，立足本職不是從部門利益出發，要站得層次更高一點，站在國家法制建設的高度上去想問題、做事情。

　　最后，提案所提建議要符合實際、要有可操作性。建議對策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我始終強調對問題的研究解決要務實、貼近實踐，解決之道要具有可操作性、強調本土化。我的提案都是結合自身工作、生活當中發現的問題，在展開相關調研的基礎之上，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我要求自己所提的建議要有可操作性，要實實在在，讓相關部門可接受。

　　當年呼吁鐵路法院、檢察院回歸司法體制內，是因為我當時在北京市檢察院負責聯系北京鐵路檢察分院和基層鐵檢院。我很清楚，很多鐵路系統的大案要案之所以查辦不出來，就跟企業與司法不分有關系。提交該提案之后，有一段時間，鐵路法院、檢察院回歸司法體系內的工作處于進展緩慢的狀態，而鐵檢系統由于人事凍結，處于兩邊都管不上的尷尬境地。怎么辦？我想到剛當全國政協委員時，一位老委員給新任委員上培訓課時講過的參政議政經驗:有的提案呼吁了很多年，只有堅持不懈地去提，最終才使問題得以圓滿解決。這讓我感觸很深。所以，關于鐵路檢法兩院回歸司法體制內的提案，我又提了第二次。這可能也是唯一一件自己提了兩次的提案。

　　為了讓提案更好地發揮作用，我的提案不是寫完、提交上去就完事了，我會借助一切平臺去介紹、宣傳我的提案。現在，每年我還帶兩個博士生，參加不少學術研討會。我會抓住一切機會，宣講與提案相關的話題，增進大家對檢察機關的了解，增進學生們對司法改革的關注，也增進大家對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認識。

　　作為政協委員，我的很多履職內容離不開我的本職工作。反過來說，作為政協委員的履職，又對我的本職工作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為資深檢察官，我非常關注司法官隊伍的建設，多次呼吁加強法官、檢察官職業道德建設和能力建設，提高司法公信力。我還特別關注法院、檢察院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主張實行法官、檢察官及輔助人員分類管理，對法官、檢察官實行不同于普通公務員，符合司法工作規律和法律職業特點，職業明確、職責清晰、管理規范、保障到位的單獨序列管理制度。我代表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上作了《實行分類管理，促進法官檢察官隊伍建設》的大會發言，還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利用各種會議發言，接受媒體采訪，不厭其煩地宣傳自己的主張，現在這個主張也有了回應:分類管理列入國家司法改革重點任務之一。我國法官、檢察官管理制度改革正有序向前推進。

　　回顧這幾年，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通過提案建議意見等形式為中國的法治建設大聲鼓與呼，可以說，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