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醫療的本質

　　“來急診科的病人，幾乎都到了要被搶救的時刻，那先前他們需要被關注的時候，醫生在哪里，在做什么？”

　　此前于鶯的目標一直精準：獨立開辦一個全科診所。

　　從協和醫院離職后，她曾在腦子里無數遍勾畫診所的樣子：在小區門口，開一個二百平米的，找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就為她所在的通州梨園地區老百姓服務。

　　“成本也不是特別高，有沒有醫保沒關系，有錢的一百塊錢一個，沒錢的就六十塊錢一個。”于鶯戲謔道。

　　這個目標其實是延續了她一貫想表達的理念：什么樣的醫療能真正幫到人。

　　“來急診科的病人，幾乎都到了要被搶救的時刻，那先前他們需要被關注的時候，醫生在哪里，在做什么？作為醫生，這會留給自己一個很深的遺憾。”

　　她和很多人復述同一個故事：那時她在協和醫院，對面小區樓里有個老太太，常年癱瘓在床。她兒子來急診科請大夫，希望有人一個月去家里換一次尿管、胃管，每次勞務費500元。

　　沒一位大夫愿意去。

　　“本身我們職業地點在醫院內部，沒有義務外出為患者服務；其次，每個人都是定崗，每次出去四十分鐘，如果我脫崗，被領導查起來是要處分的。”于鶯解釋道。

　　無奈，老太太的兒子每次只能打120，一次費用超出五百塊錢，換完后，老太太還得在醫院等一兩個小時的120，把她送回家。

　　“有些制度已經僵化了。”這種規定讓于鶯覺得沮喪，同樣沮喪的，還有幾乎可以一眼望到頭的人生。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博士生畢業后，于鶯花了6年升到主治醫生，由于醫院擴建，她所在的急診科每天要接待400多位病人，平均每名醫生每天要看40位病人。“一個夜班，從下午4點半到第二天早上8點，像我這樣30多歲的女醫生，下了班以后，走路都是飄的。”她曾抱怨。

　　于鶯不止一次思索職業的未來，直至和馬遂的一次聊天。

　　“于鶯你干急診，插管插得再熟練，最后不過是一個高級的技術工人。”協和醫院的副院長、急診科老主任馬遂的話毫不留情。

　　他的建議是讓于鶯去做全科大夫。

　　“急診是面對一個人生病最后的部分，而全科醫療則面對一個人沒有生病或生病早期時的預防、治療，但這個部分在中國是缺失的，也是將來的方向。”馬遂勸她。

　　這場談話讓于鶯不置可否，“我的腦子里沒有全科的概念。”于鶯道。

　　但當她辭職后，把整個線串起來，想法就不一樣了。她選擇先去看看臺灣的全科模式，再回來辦自己的私人診所。

　　去臺灣，學習全科

　　讓于鶯驚奇的是，醫生開車到山上后，將腎衰的阿伯接到市區的醫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之所以去臺灣，是因為臺灣私立醫院在醫療界占比已達90%以上。而這些年，臺灣醫療改革的經驗也被認可，能為大陸的醫改提供積極的參考和借鑒。

　　一個島嶼的全科醫療是如何做到很好的？這是于鶯希望通過這次海島之行解答的疑題。“我去臺灣不是學治病，是去學習他們的整套流程和機制。”

　　去當地醫院報到的第一天，醫院的一位主任非常明確地說，醫院哪里可以拍照，哪里拍照必須把人臉打上馬賽克，這讓于鶯感受到臺灣對待患者隱私的尊重。

　　每次前往健診中心，于鶯都要穿過急診，那里的門口永遠都擺著一排空的平車和輪椅，由義工分配給需要的病人，急診主任趴在放置了近百張平車的急診科寫病程，規模之大讓于鶯驚嘆。

　　上世紀70年代，在臺灣地區的醫療體系中，公立醫院遍布，同樣存在醫療資源不均衡、看病難看病貴、醫患關系緊張等等問題。

　　也就是在那個年代，臺灣開始鼓勵民營資本投入醫療行業。1976年，臺塑大王王永慶創辦長庚醫院，回歸“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本質，最終成為臺灣最賺錢也最令病患滿意的醫院。

　　在臺灣的三個月，于鶯輾轉多家醫院，也曾跟隨當地醫生外出巡診，前往山上的阿美族看望腎衰的阿伯。

　　讓于鶯驚奇的是，醫生開車到山上后，將阿伯接到市區的醫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這是臺灣健保模式里的服務，每年符合醫療照顧條件的申請者，醫生將定期巡視重病患者，上門服務。

　　阿伯家附近衛生院的負責人和于鶯聊了很久，大意是他們也可以給阿伯做透析，但是大醫院服務太好了，他們還沒有和病人說好，對方已經派車接送了。

　　“在爭奪患者、客戶群中，不自主就需要把服務做到位。醫療資源很豐富，而且是多層的。”于鶯感慨。

　　當地私人診所醫生的收入也非?？捎^。她去南投信義鄉參觀的私人診所，醫生每周工作54小時，月收入能有七八十萬新臺幣（約合人民幣14萬至16萬），比在城里工作的醫生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