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 高潔

日前，在全國政協“委員讀書漫談群”開設的“加強中華兒女大團結”專欄，全國政協委員高潔講述了無黨派人士作為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心一意跟黨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奪取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勝利發揮重要作用的故事。

?參加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無黨派民主人士：左三為郭沫若，左五為李達。

無黨派人士的歷史發展沿革

無黨派人士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特有的政治概念，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形成的，其稱謂和實質經歷了時代的變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統一戰線的發展變化，也彰顯了無黨派人士不同階段心系家國的情懷。

第一階段，稱為“社會賢達”。1945年國共兩黨重慶談判達成的“雙十協定”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事，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這是首次將無黨派人士稱之為“社會賢達”。有9位人士以“社會賢達”身份出席了舊政治協商會議。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發動全面內戰后，社會賢達表現出不同的政治傾向，郭沫若、李燭塵等人反對內戰，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反蔣愛國民主運動，莫德惠、王云五等人則依附于國民黨，并因此參加了偽國民大會和偽國民政府，敗壞了“社會賢達”的聲譽，致使許多民主進步人士對這一稱謂產生了極大反感，不愿再以“社會賢達”冠名。

第二階段，稱為“無黨派民主人士”。1948年5月5日，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在發給毛澤東響應“五一”號召的致電中，為了與以往的“社會賢達”相區別，首次使用了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籌備新政協時肯定并采用了這個概念，1949年新政協會議專門設立了“無黨派民主人士”界別，郭沫若、馬寅初、張奚若、李達、董魯安（于力）、符定一、歐陽予倩、洪深、吳有訓、王之相、丁燮林、周谷城等12人作為“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新中國成立后，“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被沿用。

第三階段，多種稱謂并存。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老一輩無黨派民主人士逐漸減少。新一代無黨無派人士無論從社會基礎還是成長經歷來看，都與以往有很大不同，于是出現了多種稱謂并存的局面，比如無黨派民主人士、無黨派人士、無黨派愛國人士、無黨派知名人士、無黨派代表人士、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等。

第四階段，稱為無黨派人士。“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已經不能反映新時期無黨派人士群體的現狀，且由于有些稱謂不夠科學、準確，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統戰工作的有序開展。針對這種情況，2000年，中央統戰部下發《關于加強新時期無黨派人士工作的意見》，正式規范了對無黨無派人士的稱謂，統一使用“無黨派人士”這個概念。同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決定》進一步肯定了無黨派人士這個概念。2004年，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協章程修正案，將無黨派民主人士界別改稱無黨派人士界別。2005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對無黨派人士的概念進一步作了界定，即“指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的人士，其主體是知識分子”。這為切實做好無黨派人士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據，為充分發揮無黨派人士作用指明了方向。

無黨派人士發揮的重要作用

無黨派人士從其產生之初就承擔起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使命，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民主革命時期，各界人士所從事的革命活動，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嚴格限制，許多仁人志士只能以個人身份從事政治活動，單槍匹馬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多種形式的斗爭，如郭沫若、馬寅初、李達、符定一、吳耀宗，等等。他們憑著自己的社會聲望和感召力，影響和帶領著一大批民主人士投身民主運動。他們與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無黨派人士矢志不移，面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積極投身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利用自身的影響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改革開放后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不遺余力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而奔忙。廣大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49年6月，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上，無黨派人士張奚若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國號，最終被采納，正式寫進了新中國的建國大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政治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從郭沫若、程思遠、巴金等無黨派代表人士擔任國家領導人，到一批又一批無黨派人士在各級政權中履職盡責，在社會事務中參政議政。他們遵循“一個參加，三個參與”的原則，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在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為充分發揮多黨合作制度的政治優勢作出重要貢獻。

經濟方面，不少無黨派人士從事經濟理論和實踐研究取得卓越成就，如經濟學家馬寅初立足新中國實際，提出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為社會主義建設提出切合實際的“十個科學”思考；林毅夫自主創立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植根改革開放實踐，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影響。

無黨派人士還利用自身的海外關系優勢，在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積極推動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把中國文化推向世界，密切關注民生問題，積極投身改革的浪潮。在文化和社會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許多無黨派人士針對文化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在政協會議上提出有價值的意見建議和提案，直接促成了相關政策的出臺。

無黨派人士的杰出代表

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1941年，李鼎銘作為陜北開明紳士，當選為米脂縣參議長、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政府副主席。在參政議政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精兵簡政議案。毛澤東對此親自批示：“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繼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十大政策之一。李鼎銘還提出了“三三制精神”這一概念，他認為，“三三制”精神主要包括照顧各方、顧全大局、自我批評和善于協商的精神，概括起來就是精誠團結、民主合作。

郭沫若領導文化大軍。1938年12月，郭沫若抵達重慶，在眾多社會團體中負有重任，其中最重要的職務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第三廳匯聚了一大批進步文藝界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的領導下，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各種進步文藝活動，宣傳團結抗戰，推動了大后方的抗日救亡運動，帶來了文學藝術的空前繁榮，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奠定了基礎。周恩來說：“在連接不斷的反共高潮中，我們鉆了國民黨頑固派一個空子，在戲劇舞臺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在這場斗爭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程思遠致力兩岸統一。程思遠在擔任全國政協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副主任期間，積極宣傳和平統一的意見和主張。他強調：“臺灣問題的解決，不要只寄希望于臺灣當局，更要寄希望于臺灣同胞。”他想方設法和臺灣各界友好人士保持聯系，還經常自費接待臺灣客人，耐心地解釋有關的方針政策，呼吁臺灣各界人士響應祖國的召喚，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而共同努力。在擔任全國政協領導職務期間，他對于促進提案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就如何發揮委員積極性以及如何進一步開展對外交流交往多次提出建議。

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20世紀60年代，發現天然雜交稻株表現出明顯的雜交優勢后，無黨派人士的杰出代表袁隆平開始了他的研究。成功實現雜交水稻“三系”配套，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強優勢雜交水稻。1995年，難度更大的“兩系法”雜交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大面積推廣。后來，袁隆平又提出研究兼有“三系法”和“兩系法”優點的第三代雜交稻技術。此后，中國雜交水稻技術一直處在全球領先的地位，擁有科研、生產和推廣的絕對優勢。國際上甚至把雜交稻當作中國繼四大發明之后的第五大發明，被譽為“第二次綠色革命”。

著名的無黨派人士中，還有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的徐悲鴻，五星紅旗的設計者曾聯松，人民作家巴金，還有錢鍾書、楊絳夫婦……他們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他們心系家國大公無私作出的奉獻永載史冊，他們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走的如磐初心歷久彌堅、世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