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中共中央發(fā)布“五一口號”，拉開了協(xié)商建國的序幕。組織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qū)，成為中共中央與部署戰(zhàn)略決戰(zhàn)并進的一項政治任務(wù)。作為香港民主陣營中的旗幟性人物，李濟深于1948年年底秘密離開香港。同船北上的，還有朱蘊山、彭澤民、章乃器、鄧初民、茅盾等20多位民主人士及隨行乘客。“為了一件大事”——這是1949年元旦，李濟深乘船途中，在茅盾的記事本上寫下的一段話中的一句，反映了北上民主人士共同的心聲。

1949年1月，沈鈞儒、李濟深、蔡廷鍇、郭沫若（左起）等在沈陽觀看秧歌表演

“李濟深能來最好”

李濟深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也是國共雙方都在爭取的政治人物。他的何去何從，必然對時局產(chǎn)生相當重要的影響。那么，李濟深是否愿意北上？何時北上？如何北上？都是中共中央極為關(guān)注和一再提到的事情。

“五一口號”發(fā)布當天，毛澤東就致函李濟深、沈鈞儒，與他們商量召開新政協(xié)的一些具體事宜。這封信是潘漢年登門送到李濟深公館的。毛澤東在信中向李濟深和沈鈞儒提議，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和中共中央就召開新政協(xié)發(fā)表一個三黨聯(lián)合聲明，“以為號召”。足見中共中央從“五一口號”發(fā)布時起，就對李濟深及其擔任主席的民革在籌備和召開新政協(xié)中所起的作用和產(chǎn)生的影響寄予厚望。

同一天，中共中央還就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qū)協(xié)商召開新政協(xié)問題向上海局和香港分局作出指示，其中提到：“首先征詢李濟深、沈鈞儒二先生意見電告。”這個指示中提出了一份包括29位民主人士的邀請名單，也可稱為中共中央的第一份邀請名單，李濟深的名字列在第一位。

1948年8月1日，毛澤東一一列名復電5月5日從香港聯(lián)名通電給他和中共中央響應“五一口號”的12位民主人士，排在第一位的是李濟深。9月20日，中共中央致電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提出一個77人的邀請名單，涉及各民主黨派和各個界別具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李濟深同樣列第一位。這份指示電報特別提到：“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如李濟深能來最好。”

前兩批民主人士起程北上后，中共中央在1948年10月30日電示香港分局：“請盡快邀請民革（李濟深能來最好）。”11月5日，中共中央再電香港分局，部署和指示邀請民主人士北上事宜，在列出的15條事項中，第一條即是關(guān)于李濟深的北上：“民革如李濟深在看到我們關(guān)于新政協(xié)諸問題的提案后，有北上意，望即電告，以便再由毛主席去電相邀。”也就是說，對李濟深的北上意向，中共中央不僅高度關(guān)注，而且作了細致周全的考慮。

同一電報還提到：“港分局與錢之光，必須在11、12兩個月，將上述各單位代表送來解放區(qū)，其中最重要者為李濟深、郭沫若、馬敘倫、彭澤民、李章達、馬寅初、孫起孟、茅盾、張絅伯、陳嘉庚等十人。”李濟深在這十位“最重要者”中，依然列第一位。

從中共中央發(fā)出的一系列電文指示和措辭可見，李濟深在中共中央邀請來解放區(qū)的民主人士中，是重中之重的人物，也是難以替代的人物。

國民黨當局也沒少在李濟深身上打算盤。國民黨雖然開除了李濟深的黨籍，但肯定不愿意看到李濟深去解放區(qū)，并且千方百計地加以阻撓。

美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也插進來一手，想利用李濟深的地位和影響與中共抗衡周旋，而且先于國共兩黨付諸行動。全面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后，美國政府并不看好蔣介石政權(quán)，甚至料到了蔣政權(quán)的垮臺。早在民革成立前的1947年夏秋之間，國內(nèi)一些既反共又反蔣的右翼人士，就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鼓動李濟深組織一個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政府”，取代蔣介石的統(tǒng)治。一年后，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wù)卿報告說：李濟深作為代替蔣介石的新領(lǐng)導人出現(xiàn)，將會在國民黨中受到廣泛歡迎，“因為李濟深被普遍承認是稱職的行政官員，他的愛國精神和個人品格也無懈可擊”。

曾任國民黨政府招商局局長的蔡增基還作為美國副總統(tǒng)華萊士的說客，到香港勸李組織新政府，替代蔣政權(quán)與中共談判，以達到“劃江而治”的目的。這個提議遭到李濟深的拒絕。蔡增基去拜訪李濟深，是由馬萬祺引薦的。馬萬祺后來回憶：“任公聽過蔡先生的傳達之后，向他分析了當前局勢。他認為中國應該統(tǒng)一，劃江而治是將中國分裂，內(nèi)戰(zhàn)永無寧日。”李濟深還對蔡增基說：“作為朋友，歡迎以后有往來，但如談此類事，則不必來了。”

宋子文1947年10月出任廣東省主席后，也開始打李濟深的主意。宋子文派辦實業(yè)起家的立法委員劉航琛到香港游說，請李濟深出面組織一個所謂“和平統(tǒng)一大同盟”的組織。后來又親往香港羅便臣道92號李濟深寓所拜訪。李濟深的女兒李筱桐說：“宋子文是國民黨內(nèi)最大的親美派，他一見我父親就說，我當廣東省主席，不是老蔣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宋子文希望通過李濟深，疏通李的老部下張發(fā)奎、薛岳、蔣光鼐等人，并聯(lián)絡(luò)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在廣州建立新政府，與中共進行和談。李濟深為了試探宋子文，提出先在廣東釋放政治犯，以示和談的誠意。宋子文口頭答應可以考慮，回到廣東后卻沒了下文。

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也想到了李濟深。白曾派黃紹竑攜親筆信到香港，“敦請任公到武漢主持大計”。當黃紹竑在1949年年初帶著白崇禧的親筆信及大筆錢款飛抵香港時，李濟深已于數(shù)日前動身北上，黃紹竑沒有聯(lián)系上李濟深。但桂系并不死心，后來又托桂系派往香港工作的立法委員黃啟漢給李濟深帶信：“尤望大駕及革委會諸公早日蒞臨武漢或南京，指導一切。”李濟深即便當時還在香港，也不會應允桂系的邀請。何況李濟深已經(jīng)北上，此事就更無從談起了。

面對接二連三的游說，李濟深始終未為所動，一一拒絕，堅守了一個民主人士應該堅守的立場。同時也表明，李濟深雖已去職，但作為一個有重要影響的軍政人物，他的何去何從，意義是非同尋常的。

李濟深的女兒回憶：“1948年底，李濟深決定結(jié)束他在香港的活動，接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多次邀請，離港北上。”

“同舟共濟 一心一意”

1948年12月27日一早，阿爾丹號貨輪離開香港。李濟深記下了出行時的情景：“晨七時領(lǐng)港人上船，又緊張了一度。船出口自西南經(jīng)瑪麗醫(yī)院西南行，并認出廖恩德之家焉。一直俟出盡口，不見有山，始得外出舷行。”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在人數(shù)上超過了前兩批。茅盾隨身帶了一個記事的手冊，請同船人士題名留作紀念。在這個本子上簽名的除李濟深外，還有朱蘊山、茅盾、梅龔彬、鄧初民、龔飲冰、吳茂蓀、彭澤民、章乃器、洪深、施復亮、孫起孟、李民欣、盧緒章、王一知、魏振東、徐明、董晨、李海、徐德明。其中，后來參與接管上海的盧緒章和龔飲冰作為中共隨行人員，陪同李濟深一行北上。茅盾夫人孔德沚以及受華潤公司派遣、參與護送李濟深一行北上的李嘉人沒有在上面簽名。

阿爾丹號貨船駛過舟山群島時，迎來了1948年除夕（12月31日）。當夜，船上聚餐守歲。李濟深記：“31日晚10時后聚餐。將各人所有食物取出，請船主及船員一律同席。菜有魚子、臘鴨、牛肉、沙律、餃子、水果等，甚盛也。”彭澤民賦詩一首《戊子除夕在舟行中》：

航行三日逢除夕，客思悠悠薄送年。

海面狂濤姑且渡，春風將近到吾船。

第二天，即1949年元旦，李濟深應茅盾請求，在他的那本手冊上寫下這樣一段新年獻詞：

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tǒng)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

無論是李濟深的元旦題詞，還是彭澤民、朱蘊山的詩句，都能讓人真切感到他們對即將到來的新時代的憧憬和向往。這也是民主人士的共同心聲。茅盾說：“李任公這段話道出了我們共同的心愿。”

李濟深在離開香港前，還另外寫過一個新年獻詞，取名《團結(jié)建國》，交給《華商報》于1949年1月1日發(fā)表。開篇一段是這樣寫的：

人民革命已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中華民國的第三十八年，全國同胞必然走盡了黑暗的歷程，而踏進了光明的大道。因而我們是以空前的興奮與愉快來迎接這一元旦的。一切民主陣線的朋友，愛國的人士，到今天，應該各個準備以其知識能力，為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而奮斗。

李濟深在這篇新年獻詞中還提到：“最近的將來，包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的新政協(xié)一定召開，從而訂一個照顧各階層利益，促進各階層合作的共同綱領(lǐng)，全國同胞就在這一共同綱領(lǐng)下埋頭苦干，努力建國。”這也是李濟深這次克服種種困難、排除重重阻礙毅然北上的動力所在。

在海上長途航行，難免遇到風浪以及其他麻煩。李濟深一行的生活大體是安穩(wěn)的。此狀況對于這個以中老年人為主的團隊來說，已屬相當不易。李濟深在1月3日的日記里羅列了一天的起居，可以作為他們此行的日常生活的縮影：

一、 晨起，風浪極大，前夜船主已將桌上各物收置停妥，而朝來在架上之裝藥小瓶、日記簿等均落地上，昨夜風浪之大可知。

二、 因浪大，整日未起下餐室食飯，不想食故。徐君將餅干一紙盒、水果六枚送來，各人小食餅干水果而已。

三、 下午七時許，催食飯，朱先行，我亦勉起床下餐室，勉食烤面包二三片，豬排一塊，大頭菜幾片。

四、 食后玩勃里奇紙牌二小時，十時睡。

五、 據(jù)船伙伴老李云，因風浪大，船每小時行二海浬而已。因船老遇頂頭風，船身傾側(cè)，舵入水不深，推進無力故也。

六、 晚上，渴甚，因飯后得水果一枚，想食之，香如甘露也。

“我們終于勝利地來到了！”

經(jīng)過12天航行，阿爾丹號貨輪于1949年1月7日抵達大連港。東北局負責人李富春、張聞天，民革代表朱學范，大連市委負責人歐陽欽、韓光、李一氓等齊集碼頭迎接李濟深一行。李富春、張聞天和朱學范是專程從沈陽趕來的。張聞天是茅盾的弟弟沈澤民的同學，和茅盾自年輕時便相識。1940年，茅盾與張聞天曾在延安相會。這是時隔近10年后的重逢。茅盾晚年記錄了這個場面：

1949年元月7日，輪船駛進了大連港。大家蜂擁到甲板上貪婪地眺望著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們來到了！我們終于勝利地來到了！

碼頭上歡迎的人群中，我看見了張聞天頎長的身影，他正揮舞著雙手在向我們致意！

李濟深當天在日記中對大連方面的接待活動作了一個流水賬式的記錄：

一、 早八時，船舶大連港，而中共已有代表多人在碼頭迎接。朱學范同志亦由沈陽來接船。

二、 登陸后，即入大連最大的蘇聯(lián)人所開之大酒店。進點心后即請午宴，地點在關(guān)東酒樓，席為宴席，極其豐盛也。

三、 日間去大連市市場買了皮鞋一對（一萬二千五百元關(guān)東券），約合港幣四十余元。

四、 晚請在火車頭俱樂部觀蘇聯(lián)海軍歌舞團跳舞、唱歌。唱舞，大致不錯也。

五、 十余日不洗澡，旅店房內(nèi)有浴缸，洗了一次澡，甚清爽。

李濟深所謂“大連最大蘇聯(lián)人所開之大酒店”，指大連大和旅館，即今天的大連賓館。它原是一家日本人開的連鎖高檔酒店，沈陽、長春、哈爾濱等東北地區(qū)的大城市都有大和旅館；“進點心后即請午餐”，指李富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在關(guān)東酒樓（今大連飯店）舉行隆重的歡迎宴會，為民主人士一行接風洗塵，這也是周恩來事先親自去電交代和安排的；“晚請在火車頭俱樂部（今大連鐵路文化宮）觀看蘇聯(lián)海軍歌舞團跳舞、唱歌”，是指駐大連蘇軍負責人當天下午請李濟深一行到其司令部做客，適逢蘇聯(lián)海軍歌舞團在大連勞軍，便請民主人士一同觀看。

李濟深一行在大連停留三天，期間游覽了市區(qū)，參觀了工廠，后乘專列前往沈陽。中共方面的隨行人員龔飲冰和盧緒章沒有隨民主人士去沈陽，而是在大連住了一段時間，經(jīng)天津前往華北解放區(qū)。

李濟深一行于1949年1月10日抵達沈陽，在沈陽鐵路賓館與沈鈞儒、郭沫若等前兩批從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重逢。李濟深到沈陽后，拜會了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人高崗，看望了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并與譚平山、蔡廷鍇、朱學范等民革領(lǐng)導人進行了深入交談。1949年1月12日，李濟深從沈陽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貴黨領(lǐng)導中國革命，路線正確，措施允當，洽符全國人民大眾之需要，乃獲今日偉大革命之徹底而努力。”毛澤東、周恩來當晚即復電李濟深：“先生來電誦悉，極感盛意。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遠，諸容面敘。”

至此，從香港北上的前三批民主人士共聚沈陽鐵路賓館，開始了一段并肩為新政協(xié)和新中國吶喊、努力、奔走的難忘時光。

李濟深將北上解放區(qū)視作“為了一件大事”。事實上，李濟深的離港北上，本身也是一件意義非同尋常的大事。有學者指出：“李濟深的北上，其意義不只是他本人積極參加新政協(xié)籌備，而且代表了在國民黨內(nèi)的民主派，從此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徹底決裂。從這個意義上說，李濟深北上，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團結(jié)一切民主力量的重大勝利。”

（作者單位：中國政協(xié)文史館。摘編自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