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著明亮那方，哪怕一片葉子，也要向著日光灑下的方向。”

“向著明亮那方，哪怕燒焦了翅膀，也要飛向燈火閃爍的方向。”

“向著明亮那方，哪怕只是分寸的寬敞，也要向著陽光照射的方向。”

不知道為什么，讀《向北方》的時候，我腦海里一直盤旋著金子美玲的這些詩句。

1948年到1949年間，中國各民主黨派人士、社會賢達北上的歷程，不就像那些小草、螢火蟲和孩子們一樣，無所畏懼地向著光明勇敢地前行嗎？

北上，是民主黨派向著明亮那方前行的歷史性選擇，是新中國成立前涓泉歸海、天下歸心的生動寫照，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偉大旅程。北上，也是中國共產黨海納百川博大胸懷的體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形成的重要里程碑。這是《向北方》一書用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的真理。

作為民主黨派成員，對《向北方》一直有著特別的親切感。因為對于大的歷史背景，我們早已經爛熟于心。1945年8月，中國人民經過多年的浴血奮戰，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中國共產黨為順應盡快實現和平的民意，親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簽定了“雙十協定”，達成了召開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以解決國是等共識。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卻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暗地里積極準備發動內戰。此舉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各地紛紛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

中國民主促進會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成立的。1945年12月30日，馬敘倫、王紹鏊、林漢達、周建人、雷潔瓊、徐伯昕、趙樸初、嚴景耀等26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公開亮出了反內戰、爭和平、促民主的政治主張。為了擴大和平民主力量，民進團結聯合上海各界各階層群眾和67個群眾團體，成立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1946年6月23日，以馬敘倫為團長的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前往南京請愿，呼吁和平。代表團抵達南京下關車站后，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馬敘倫、雷潔瓊等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圍攻毒打。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當天深夜趕往醫院探望。毛澤東和朱德也打電報表示慰問。“下關慘案”讓人們更加看清了國民黨的面目，也讓各民主黨派更加堅定了跟共產黨走的決心和信息。馬敘倫對周恩來說：在你們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全面內戰爆發后，解放區軍民被迫自衛，在先后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多次進攻的基礎上，于1947年七八月間開始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面對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國民黨窮兇極惡，進一步強化白色恐怖，加劇迫害民主人士。各民主黨派被迫轉入地下開展活動，大部分民主黨派總部及主要領導人秘密前往香港，一些進步的各界人士、社會賢達也紛紛避居香港。民進的主要創始人馬敘倫、王紹鏊等也在1948年初來到香港，香港很快成為中國民主力量的聚集之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審時度勢，頒布“五一口號”，呼吁“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口號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熱烈響應。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民革、民盟、民進、民促、民聯、致公黨、農工黨、救國會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聯合通電的方式響應中共號召。

5月24日，中國民主促進會舉行理事會議，發表《響應中共“五一口號”不僅坐談更應行動——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表宣言》，認為“五一口號”“為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結晶，是今后中國政治運動舵向的指標”，表示要團結在“五一口號”的周圍，形成鞏固的愛國民族統一戰線，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而奮斗，“誓為實現此高尚的目的而奮斗不懈，使新政治協商會議及早召開，進而有步驟的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此后的6月和7月，民進在香港先后召開了三次理事會議，分別討論了新政協召開時間、地點及召集人代表資格，對新政治協商會議施政綱要的意見，通過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提出新國體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為各階級民主聯合政權，必須無產階級及其黨之領導，人民享有各項基本自由，各級政治組織采用民主集中制，人民解放軍亦即國家之武力，實行土地改革，促進工業生產現代化等政策。

雖然對以上大的歷史背景相對熟悉，但是對于各民主黨派在香港的活動，以及他們如何在中國共產黨的精心安排之下，排除港英當局的百般阻撓，沖破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封鎖，秘密、安全地實現北上的許多細節，過去的文獻卻并不多見。所以，見到《向北方》這本書，的確如獲至寶。據了解，這本《向北方》是全國政協文史館的李紅梅、劉仰東兩位研究員在籌備《大道同行——從“五一口號”到協商建國重要史事回顧》展覽的基礎之上，通過研讀大量的珍貴史料，爬羅剔抉，鉤沉梳理，并且親自赴北京、黑龍江、天津、山東等實地考察之后撰寫的。這本書全面、細致、真實地呈現了由香港去北方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建新中國的非凡過程。

《向北方》通過翔實的史料告訴人們，北上的確不是一段一般意義上的旅程，而是一段偉大的同心同行的精神之旅。北上的途中看似沒有戰場的硝煙彌漫，但同樣布滿風險，可謂波瀾曲折、驚心動魄。當時國共兩黨的部隊正在沙場進行戰略決戰，通過陸路或空中直接把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區幾無可能，最后只能選擇風險相對較小的海路運送，而運送路線因戰事變化也不斷調整。

不同的人讀這本書都會有不同的收獲。我讀這本書的時候，特別關注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主要領導人如何北上的具體過程。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是沈鈞儒、章伯鈞、譚平山、蔡廷鍇四位民主人士，他們通過喬裝打扮“粉墨登船”，經過15天的海上旅程才到達哈爾濱。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較第一批人數更多，主要有馬敘倫、郭沫若、沈志遠、邱哲、陳其尤、侯外廬、翦伯贊、曹孟君、許寶駒、許廣平等，其中馬敘倫和許廣平是民進會員。愛好攝影的許廣平的兒子周海嬰為這次旅程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影像資料。第三批北上的是以李濟深為首的民主人士，他和朱蘊山、彭澤民、茅盾等20多位民主人士隨行，在圣誕之夜以“金蟬脫殼”的方式離開香港前往大連。第四批北上團以《莊子》的《知北游》命名，這是葉圣陶先生在開船次日為大家出的謎語之謎底。在27人的成員之中，葉圣陶和鄭振鐸為民進會員，葉圣陶的《北上日記》為這次旅程留下了翔實的文字記載。此外，民進創始人之一王紹鏊先生在中共安排下由香港經西朝鮮灣的南浦港到達哈爾濱。

作為教育學者，我對其中達德學院師生北上的一幕尤其感興趣。這也是教育史上很少提及的史實。達德學院不僅是香港地區教育歷史上的一個奇跡，應該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篇章。1946年的香港，聚集了許多受國民黨迫害的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為了安置好這些人，并且為未來新中國培養人才，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提議下，在香港建立了這樣一所正規的高等學府。達德學院由蔡廷鍇先生捐贈房產，聘請陳其瑗先生擔任院長，鄧初民、翦伯贊、胡繩、楊東純、鐘敬文、侯外廬、陶大鏞、章乃器一大批知名學者擔任教授，馬敘倫、馮乃超、喬冠華、何香凝、郭沫若、周而復、夏衍、臧克家等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到校講學，可謂大師云集、群星璀璨。學院先后招收800多人，為新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1949年被港英當局無理取消注冊后，周恩來指示香港分局將其中優秀的教師和學生送到解放區，他們也成為北上隊伍中一支重要的生力軍。1949年3月21日，一支由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達德學院學生組成的250人的浩蕩大軍，搭乘“寶通號”從香港啟程前往天津，民進會員徐伯昕也在其中。

據參與運送工作的同志回憶和兩位作者的考證，從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由香港運送出的各界人士，大大小小有20多次，共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有177人，超過了代表總數的1/4。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北上這段歷史，新中國和新政協的建立都會受到不可估量的影響。

這本《向北方》出版后得到了廣泛好評，被中宣部作為主題重點出版物，同時被中國版協等評為“中國好書”月榜圖書。這本書也成為各民主黨派了解自己的前輩在香港和北上過程歷史的重要參考書籍。感謝兩位作者，用生動細致的文字描述、彌足珍貴的歷史照片和精心設計的歷史地圖，為我們還原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把我們帶到了那個崢嶸歲月。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