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考隊在阿里扎達縣扎達土林科考時的合影

科考隊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縣進行科考活動

雅魯藏布江果果塘大拐彎

10月12日，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莊嚴宣布：中國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

看到這個消息時，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難掩興奮之情。“這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大事件。”作為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工作專家組成員、“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概念提出者，樊杰一直參與相關工作，對這個事件的意義有更深的理解。

“在聯合國首次以生態文明為主題的全球性會議上，我國國家元首宣布設立國家公園，意味著中國的國家公園建設能夠為全球性保護貢獻中國力量。”

彼時（10月2日—18日），他正帶領著由21位科技工作者組成的青藏高原科考隊國家公園分隊對西藏雅魯藏布大峽谷地區、云南高黎貢山地區開展野外科考工作，為論證在西藏雅魯藏布大峽谷國家公園、云南高黎貢山國家公園的建設可行性提供了基礎支撐。

如何去理解國家公園的意義？第一批國家公園設立后將為我們帶來什么？后續還會有什么發展？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樊杰委員——

國家公園是“國家級”的后花園

記者：近期首批國家公園正式成立。但其實從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起，到后來開展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祁連山、云南香格里拉普達措、湖北神農架、浙江錢江源、湖南南山、福建武夷山國家公園等10個國家公園體制改革試點，已經經歷了幾年的過程。那首批國家公園的成立意味著什么？

樊杰：首先要厘清一個概念，國家公園是什么？在如今城市中，公園很多，為人們提供與城市主旋律生活有所區別的娛樂休閑場所。但往往規模有限，很難有相對完整的自然生態系統為依托，也很難有較大尺度的景觀為觀賞對象，所以人工修飾、園林化風格便成為城市公園的主旋律。

但是國家公園，則具備了依托相對完整的自然生態系統，較大尺度的自然風光和天然景觀，打造供國民游憩休閑去處的絕佳條件。

從1872年美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起，國家公園已經過100多年的發展，全球范圍內已建成5609個國家公園。但我國此時設立國家公園，出于什么目的？還可以換個問法——為什么要建立國家公園？

縱覽國外已建成的國家公園，盡管類型多、規模不一，但一般都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通常以自然生態系統為基礎，以具有較高美學價值的天然景觀為主要內容。二是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自然景觀資源的獨特性屬于國家罕見甚至世界罕見。

因此如何實施對自然生態系統最嚴格的保護、使之能持續增值利用，同時如何選擇最合理的游憩模式、為人民大眾提供優質的服務，打造國家級“最美后花園”、構筑最強有力的生態安全屏障，成為各國著力探討的命題。

成立什么樣的國家公園更適合本國發展道路的需要、怎么建設符合國情的國家公園，都是需要嚴格論證、科學規劃和制度體系的創新。于是，我國前期首先推出了10個國家公園體制改革試點，并在過程中不斷調整、優化試點方案。

如今，從試點到第一批國家公園的設立，數量雖然不多，但意義重大，標志著我國國家公園進入了建設階段。比如，5個國家公園中，大熊貓、東北虎豹、三江源等3個國家公園擁有世界知名度的保護物種，在突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同時，彰顯了我國新發展理念，向世界表明，我國今后的發展要更加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這已經成為中華民族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理念，也是我國現代化目標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足以體現我國自然生態保護類型的多樣。三江源國家公園主要保護“中華水塔”；大熊貓、東北虎豹國家公園主要保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國家公園則主要保護熱帶、亞熱帶重要森林生態系統。可以說，建設國家公園，保護生物多樣性，既有利于中國，也有益于全球。

隨著第一批國家公園的成立，隨著生態文明理念的強化、旅游在人們生命過程中的地位提升，我們相信，國家公園一定會成為國家的一張名片，彰顯著國家對自然的態度、彰顯著人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方向、彰顯著一個國家在世界之林獨特的存在價值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獨特角色，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中體現中國擔當。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國家公園在路上。

國家公園建設不斷完善調整

記者：您剛才提到，在建設國家公園試點中，理念和方案是在不斷調整的？

樊杰：盡管我國國家公園建設起步晚，但國家公園從提出就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

過去，我國一直采用另一套體系去實現對自然保護地體系的管理和經營，比如在國家層面上，有國家自然保護區、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國家濕地、國家風景名勝區等。但事實上，這些自然保護地卻分屬不同的部委，存在帽子重疊、空間范圍不一致、保護目標沖突、實施政策不協調、政出多門、自然保護地不成體系的問題。

從2015年起，中國開始開展國家公園試點，旨在通過國家公園體制重整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

在大方向下，僅從保護和開發兩個維度看，當時選擇的試點類型存在很大的差異性。一些試點的國家公園已經進行了高強度的開發，是旅游熱點的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如長城國家公園；一些試點的國家公園人煙稀少，自然保護重要性突出，如三江源國家公園。這種差異表明當時設立國家公園的理念并不十分清晰，還處于探索的階段。

2019年6月中辦、國辦通過了《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成為這一階段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國家開始調整、優化國家公園的試點方案，撤銷了長城國家公園，增補了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

在管理體制上，從始至今也還有不同的認知。比如有的過分突出國家公園的“保護功能”，曾經有的國家公園規劃方案中甚至出現過不給科學考察、科學觀測站留建設空間的情況。這種認知偏差導致一些地方政府認為國家公園可能成為區域發展的障礙因素，從而畏懼甚至拒絕建設國家公園。另一種是過分強調“公園功能”。將國家公園作為旅游休閑地的翻版，把國家公園視為“吸金”招牌。甚至一些地方自己命名國家公園，開展有損生態系統保護的旅游活動。

隨著試點的不斷推進，特別是十九大以來，國家公園建設理念和方案日趨科學合理。

“國家公園群”正轉變為政府決策行動

記者：在8月30日發布的《關于加快把青藏高原打造成為全國乃至國際生態文明高地的行動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以國家公園群為基礎的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空間格局。”“國家公園群”怎么理解？我們了解到，您是這個概念的提出者。為什么提出這個概念？

樊杰：這事源于2017年中國科學院啟動的青藏科考。2017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向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隊發來賀信，要求“著力解決青藏高原資源環境承載力、災害風險、綠色發展途徑等方面的問題”。科考隊組建國家公園分隊，我擔任分隊長。

青藏高原在全球的自然生態獨特性和社會文化的獨特性是不容置疑的。對于生活在海拔500米以下的全球80%的人口而言，這個“世界第三極”呈現的一切都令人向往、感到神秘。

高聳雪山、深邃峽谷、湛藍湖泊、廣袤草原等在地域上的大尺度組合，形成了令我們這些總被建筑物阻擋視線的城鎮化人們震撼的景致，這種景致不僅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而且在全球范圍內也是越來越稀有和珍貴。大尺度景觀中再鑲嵌上高原特有藏羚羊、黑頸鶴、野驢等野生動物，再點綴上種植的青稞、牧養的牛羊、古今特色聚落和傳統寺廟以及舞動著鍋莊的藏族群眾，便構成了一幅幅自然和人文大美的畫面。這種美使你置身其中時，會感受到心靈的凈化和升華。

國家公園是以保護自然和人文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原真性為宗旨、兼顧能夠世代傳承的國家代表性和全民所有的公益性特征。顯然，青藏高原是理想的、為數很多的國家公園備選地。

在青藏高原建設國家公園，必須把國家公園可行性論證建立在對青藏高原生態系統扎實的研究工作基礎之上，這需要充分地論證、科學地規劃、合理地建設以及規范地管理，要協調好青藏高原生態保護與公園公益活動之間的關系，規避建設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的生態風險，才可以啟動進程。

因此，在2017年中國科學院啟動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學考察研究之初，我們就把在青藏高原建立國家公園的可行性研究，作為探索青藏高原綠色發展途徑的核心任務，并提出在青藏高原建立“地球第三極國家公園群”，即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概念。

當時我們通過對西藏的初步科考研究認為，以西藏的雅魯藏布大峽谷、珠穆朗瑪峰、色林錯-普諾剛日冰川、扎達土林-神山圣湖等片區為主體建設國家公園，聯合四省藏區已有和新建的國家公園，完全有能力形成在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公園群。

從2017年至今，我們青藏高原第二次科學考察研究隊國家公園分隊，走遍了青藏高原所有有可能建設國家公園的地方，撰寫近200萬字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科考報告。通過評價，論證了青藏高原建設國家公園群是可行的，我們提出由6個旗艦國家公園為引領、2個跨國公園和13個國家公園共同構成的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總體布局科學方案草案。

2018年5月，聯合國環境署邀請我首次向國際社會介紹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科考初步成果，這個項目還被納入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國跟蹤項目之一。

同時，從2019年起，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連續三年以提案或社情民意方式建議推進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建設。

這些建議，很快被國家林草總局、西藏和青海省人民政府等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采納。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不斷部署開展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研究和規劃工作。我也有幸被納入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工作專家組。

隨著《“十四五”林業草原保護發展規劃綱要》的提出，這表明，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的概念正在轉變為政府決策行動，正在成為青藏高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有望成為我國具有世界影響的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工程。

國家公園將成“國家名片”

記者：隨著第一批國家公園的設立，您期待它們帶來什么？

樊杰：目前對于國家公園的建設大家已經形成共識，就是既要“最嚴格保護”又要“適度合理利用”。

從全國范圍來看，我國大約有60%左右區域生態重要性和生態脆弱性極高，承擔著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使命，但同時這些區域經濟發展落后，人民生活較為貧困。在生態重要功能區的范圍內，具備建設成為國家公園條件的區域，往往在自然景觀、文化遺產等方面上具有顯著價值，具有發展生態旅游、科普教育、提升環境倫理的優勢條件。

202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旅游、觀光等將是我國人民生活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托綠水青山，以國家公園為載體，轉換為金山銀山，無疑成為生態重要但相對貧困區域一次重要的可持續發展機遇，一條實現同步現代化的新路徑，可以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

青藏高原可持續發展，“成”在生態、“敗”也在生態。青藏高原自然生態具有脆弱性強、恢復力弱、對其他地區生態平衡影響程度大的特征，建設青藏高原生態安全屏障是國家戰略、也是青藏高原富民強區的自然基礎，因此，在這里的國家公園群建設必須堅持生態優先、最嚴格保護自然生態的原則。一方面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精準謀劃自然生態保護格局，對生態安全屏障實行最嚴格的保護制度。另一方面，科學測定合理的國家公園開發容量，作為國家公園可為人類合理適度利用的最高上限。我們對典型區的研究認為，在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備選范圍內，用小于1%的土地進行低密度利用、實現對99%以上的國土空間進行最嚴格的生態保護，是可行的。

因此，我們認為，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頂層設計應由中央政府主導，編制總體規劃和建設方案，劃定各類功能區和紅線，做好棋盤，定好規則，布好棋子；制定建設規范，確定技術流程和工程標準，指導施工建設；明確管理制度，編制動態監督和定期評估規程，及時糾正運行階段的偏差；按照“交鑰匙”工程的范式為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中的每個國家公園建設提供全流程的指導和服務。

當然，國家公園建設問題越復雜，戰略性越突出，越需要科學研究作支持。

未來，我們應進一步學習領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特別是以系統觀念深入認知國家公園。著力建構從國家公園基礎數據庫，科學方案以及后續科學監控的體系，以體制機制打通生態保護、社區發展、自然游憩等鏈條，充分協調好國家公園區域和周邊區域之間、不同類型國家公園之間以及國家公園與其他自然保護地之間的關系，切實把國家公園打造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一張亮麗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