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歷史作品總是讓人能夠讀出命運。《國家人文歷史》最近推出的潘岳先生長文《秦漢與羅馬》便是一篇這樣的作品，讀來頗讓人意猶未盡而不得不掩卷深思。中國的秦漢時代與古羅馬這兩個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的超大政治體有著相似的基礎，面臨著相似的挑戰，卻走出了不同的路徑，得到不同的結果。著名考古學家崔格爾教授著，徐堅教授翻譯的《理解早期文明》一書前幾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應該說是在我相對熟悉的方向上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們習慣于采用的形式，和潘先生的方法略有不同。只是正如崔格爾教授所言，比較研究是具有英雄氣的學術工作。

首先，我比較同意一種看法，認為在認識論的層面上，可以說任何研究，甚至任何知識的獲取，都意味著對比較方法的運用。比較是我們獲取知識的最基本方法。就歷史研究來說，我們日常以古今和中外來劃分歷史的時候，其實也已經在在接受同樣是使用比較方法而得到的某種歷史觀念。只是在一般所見的史學實踐中，真正稱得上比較史學的作品卻更像是在洪流之中的支脈，雖不絕如縷卻總是若隱若現。在這個意義上，潘先生的文章恰恰因其精彩而愈加珍貴，具有難得的樣本價值，提供了難得的在歷史研究的語境中反思比較方法的契機，例如讓我們有機會看到類似的比較研究的潛力和風險。三聯書店剛剛出版一本翻譯過來的論文集《古代中國與羅馬的國家權力》，由斯坦福大學的沙伊德教授主編。選題的巧合能夠說明對秦漢和羅馬的比較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只是作為出于多人之手的論文集，后者事實上并不具有同等的樣本價值。

“在真實的世界里，沒有一種政治制度，能僅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從結語中的這句話可以看出的一部分內容是，潘先生的文章固然涉及大量的問題，但制度或更具體地說是政治制度，才是全篇的核心關懷。如果我們這樣的理解不至于有太大的偏差的話，潘先生的文章就是想通過比較中國秦漢和古羅馬在歷史上的制度設計，特別是觀察中國秦漢和古羅馬各自歷史進程之中展現出來的制度效用和最終的社會后果，對人類大規模政治體的治理問題做出理論層面的探討。但這樣的目標設定本身意味著不得不在進行歷史比較的時候做出特定的預設，即盡管沒有一種政治制度能僅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討論它在各自歷史時空中的成功與失敗，必須預設雙方社會基礎的基本一致性，否則會無從說起。雖然看起來不是很符合一般的預期，但如前所述這恰恰是文章一開始就聲明了的。

真實的歷史世界中的秦漢時代和古羅馬當然不一樣，預設其社會基礎的基本一致性當然是有風險的，這是人們自然的看法，本身不足為奇。也是因此，我不是很相信潘岳先生意識不到方法層面上的這個潛在風險，但重要的是，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去做了，以《秦漢和羅馬》為題寫成了這篇文章。從理解潘先生的角度出發，這里需要回答的問題其實并不是這樣做是否存在方法上的風險或者破綻，而是這樣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究竟何在？是什么理由讓作者義無反顧地采取了這樣很容易被批評方法上有風險的進路？我想，這種進路上的義無反顧只能意味著作者對歷史比較的基本困境的體認。因為不僅對于比較秦漢和羅馬如此，對于比較清朝和明朝也是如此，對于比較今天和昨天也是如此，這種困境永遠是存在的，但它不是停止嘗試的理由。沒有哪兩個具體時空中的制度環境會絕對一致，但我們就是這樣認識歷史的，事實上也是這樣認識世界。這不是比較的問題，是任何研究都有的問題。

剩下要的就是這種義無反顧的必要性了，也就是明知如此，采取這樣的進路有什么樣的正面理由。多年前曾有機會向一位老先生（文責自負起見，這里不提及老先生的名諱）請教為什么一定要研究歷史，老先生用了一個很生活化的比方，說歷史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通過研究它擁有關于社會發展的馬后炮式的智慧，這是其他的研究都沒法提供的。既然經過多少代前輩學者的積累，我們現在已經對羅馬和秦漢的歷史有了相當的了解，特別是對各自政治制度的設計有了將它們放在時間之中以觀后效的機會，浪費這樣的機會也就是拒絕取得我們能夠取得的見識，是不應該的。各自的制度得失是這樣，將他們放在一起比較其實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只要能讓這種馬后炮的智慧得到進一步澄清的機會。這是簡單推論的結果。只要交代清楚我們在預設什么，這樣的歷史比較就是合理合法的。所謂不可通約性的抽象提法在這里不相干，何況尋找不可通約性中的可通約性遠遠比停留于所謂的不可通約性而束手無策重要得多。

以上是我理解潘先生文章的出發點，也就是我相信潘先生不僅有著同樣的方法自覺，而且有著更堅決的理論勇氣。唯一的問題是，潘先生對秦漢和羅馬的歷史世界是否有了足夠的了解。這也不是細節意義上的累積。正如觀棋不語真君子中間的“觀”字所體現出來的那樣，我們所能夠擁有的對過往世界的有效認識，無論對秦漢還是對羅馬，其實最重要的部分都不是用所謂的史料同義反復地“論證”出來的，而是通過長期的研究才能悠然見南山一樣地“看到”的，只是有人“看到”得完整而鮮活，有人“看到”得死板而零碎。只有那些有能力看到鮮活的歷史世界的人才有資格跳出來采用馬后炮的視角對其做出總結和比較，這里才有高下和對錯。潘先生所進行的歷史比較并沒有什么不合法的地方，但他所“看到”的歷史世界如何確實決定著他比較的根基是否牢靠，也決定著他做出的預設是否有效。我在真實的秦漢和古羅馬世界方面沒有什么發言權，做不到橫看成嶺側成峰，因為這需要真正的行家的判斷。這大概也是專家之為專家的工作意義所在，盡管專家更長于論證而不是“看到”。

先行小結一下的話，也就是說，我不認為潘先生文章在方法上可能存在的風險是個多大的問題，特別是有證據表明潘先生對所有這些風險有足夠的自覺的時候。從這個角度對潘先生做出的任何方法論意義上的指責都不但沒有什么建設性，本身也會非常值得懷疑。在思考人類歷史的路徑上，我自己更傾向于采用類似于麥克曼的方法來尋找能夠解釋自古至今具體環境中的人類社會生活共同呈現出的基本線索，然后在具體時空中通過將這些基本線索與具有獨特性的地理環境、社群規模等相結合來思考人類社會的發展，包括超大規模政治體治理這樣的問題。我也相信，從人類的基本生物和社會特征出發，如果相對不那么困擾于人類社會的意底牢結的話，有可能可以發展出一種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比如我嘗試著發展的“共域史學”思路（僅僅處于廣告階段），從而有助于我們對未來世界有一個更合理的預期。但沒有哪一種方法是完美的，只要能夠取得有助于人類擁有更為美好的未來的見識，這樣的研究就有足夠重要的價值，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

如此，問題就回歸到帶有立場意味的基本觀點上了。通過對羅馬和中國秦漢的比較，潘先生認為秦漢時期已經得到充分發展的對基層政權的重視、漢代特別是武帝時代成熟的意識形態和制度設計上的“大一統”傳統，包括察舉制體現的文官制度等，相比于羅馬的“有限沖突”邏輯，看起來更能夠保持社會系統的穩定性或者自我修復的能力，而穩定性可以被認為是具有內在價值的一種狀態。另一方面，潘先生也在文章中強調，羅馬的“有限沖突”邏輯有其合理性。我這里的復述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準確，但重要的地方在于，潘先生文章中雖然嘗試著對秦漢特別是漢代“大一統”思想和制度體系的源起做出解釋，重點卻往往落在個體的人的層面，似乎桑弘羊、班超這些人物的歷史選擇主要是出自他們個人的思想境界，而里耶的秦吏即使主動性不高也接受類似的價值。這樣的理解方式是讓我有點懷疑的。受限于對中國早期歷史了解的不足，我沒有能力做詳細的辯駁，只能冒昧從另外一個角度理解一下，算姑妄言之。

秦漢時代是我國古代更早期歷史發展的結果，而在理解我國早期歷史發展的時候，同樣是出于某種比較，我一直覺得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地理因素可能長期以來得到的重視不夠：和世界上的其他大河文明不同，我國的兩條母親河也就是黃河和長江事實上共享一個中原或者中游。受到大別山的阻隔，長江三角洲一帶反而和黃河中下游連成一片，溯江而上到達中游甚至卻困難得多。考慮東亞當時在更廣闊范圍內的地貌和人群因素，這意味著在東亞地區的這片土地上，各個人群在中原地區的沖突密度相對而言要遠遠大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大河文明，至少在文明傳統的成型期是這樣。這種情況，勉強能夠相提并論的可能只有兩河流域文明，后者的兩條大河同樣共享同一個中原。這也是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相對海闊天空一些去比較我國早期文明史進程和兩河流域早期文明史進程的原因，而且一定會很有意思。就我們這里關懷的話題而言，如果我這略帶臆想的思路不算完全沒有意思的話，那就意味著我國中原地區形成的政治早熟有其特殊的環境原因。因為至少相比于希臘羅馬，我國古代政治發展的早熟并不是從秦漢才開始，這一點從戰國時期諸子對統一的渴望中可以看出一些。

也就是說，無論是班超還是桑弘羊，這些被引為楷模的代表性人物對國家的忠誠不一定非要從個人層面尋找解釋，倒更有理由從對他們而言已經足夠古老的政治智慧之中尋找答案，而這種古老的智慧來自先輩對現實苦難的總結。如果歷史是我們的宗教，“大一統”是我們的信仰，這種宗教和信仰并不來自那個個人的天縱英才，而是來自大量的個人出于對現實的尊敬和忍耐而形成的共識，作為一種價值流傳下來，成為班超和桑弘羊他們個人修養的一部分。羅馬所在的環境并非如此，至少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其中地中海又有作為海洋的特殊性。人創造制度，制度可以塑造人，但人同樣永遠在被塑造的進程之中，塑造人的仍然是環境。在拜讀潘先生的大作的時候，我忍不住不止一次地設想，如果可以在地理地貌保持原樣的情況下，將東亞地區和地中海沿岸的人群整體上做個替換的話，生活在地中海的“東亞人”最終會做出什么樣的制度設計，又會發展出什么樣的“羅馬帝國”來呢？

這樣的設想當然太過于天馬行空。但之所以做這樣的設想，是因為我傾向于認為尋找人類社群的文化和政治傳統背后的自然邏輯，要比強調制度對人的塑造或者作為個人的思想境界要重要得多。制度畢竟歸根結底是人的創造，而人總是在環境之中形成自己決定制度設計方向的價值想象。潘先生說，“制度發揮好壞，取決于運行制度的人。”如果只是強調制度塑造人，那這里的邏輯也就成了循環論證，變成了制度決定人的境界或者責任感，人的責任感決定制度發揮的好壞。如果將制度按照蘇力《大國憲制》中的定義進行理解，也就是一種廣義的制度的話，麥克曼強調文明傳統濫觴時期的“牢籠效應（caging）”，應該說至少嘗試去解釋環境對人的塑造作用，而不至于陷入這樣的循環論證。麥克曼所說的牢籠或者危機之中的人不得不發揮才智，發展出最有利于他們生存的制度設計和關于制度設計的價值觀念。當然，潘先生對桑弘羊、班超等人的討論未必是文章的核心部分，在人與制度的關系上也沒有專門做什么論斷，所以我在這里的任性發揮不一定有必要。

最后，正如撲面而來能夠從文章中感受到的那樣，潘先生有著敏銳的現實感，而且字里行間體現出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深切關懷。我的困惑在于，作為地球的世界和秦漢時代的世界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世界已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可以說兩千年前的秦漢帝國和羅馬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各自擁有一個彼此獨立的世界的話，現在的世界已經根本無法對任何區域做出這樣的預設。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不得不對其一體性有所自覺。如此，在同樣的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懷之下，我們通過對古老文明的比較研究來推進的文明間互融和互鑒，也就存在一個應用層面上的問題，也就是我們嘗試回答的所謂超大規模政治體的治理問題，是世界范圍的還是仍然以中國為范圍？羅馬還是秦漢的成敗是以他們各自的“天下”為承載空間的，今天的世界是否已經只有一個“天下”了？

（作者王獻華，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