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9月14日電 （記者呂巍）習近平總書記對推動企業科技創新高度重視，多次強調要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使企業成為創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轉化的生力軍。今年全國兩會，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經濟界委員時進一步指出，要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推動我國經濟乘風破浪、行穩致遠，為我們推動科技型企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八大以來，我國科技創新型企業數量快速增加，創新能力不斷增強，但仍面臨創新基礎薄弱、融資困難、人才短缺、成果推廣難等問題。雖然有關部門為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破解企業創新難題已出臺大量政策，涵蓋面齊全，但一些企業仍反映無法獲得有效支持。

為深入了解科技創新型企業發展面臨的困難并共商應對、破解之策，今年上半年，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陳曉光分別率調研組赴福建、浙江、上海和山東、江蘇開展專題調研，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在創新讀書群中組織近500名委員參加專題討論，3300多人次發言17萬字。民盟中央組織了十多個省級盟組織開展研究，問卷調查了406家企業，深度訪談了華為等20多家重點企業。9月11日上午，全國政協召開“科技創新型企業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建議”雙周協商座談會，組織相關領域委員與國家相關部委開展協商交流，為促進科技型創新企業發展集思廣益、凝智聚力。

形成協同效應

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節能環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宋鑫提出，要最大限度激發企業創新活力，需要統籌梳理并加快健全完善支持產業技術創新的稅收、金融、審計等各類政策，牢固樹立“一盤棋”思想，凝聚“一股繩”合力，真正形成政策的協同效應，打通各類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而在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民盟中央專職副主席張道宏看來，政策協同的基礎是政策的高質量，只有做精做細政策，才能給科創型企業更精準、有效的支持。

“首先，要精確界定科創型企業，借此制定并實施差異性政策。其次，要強化產業政策的靶向性，精細考慮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的科創型企業的發展需要，分類確定政策內容與落地措施。同時，還要注重政策支持的多樣性，既要關注熱點領域創新，也要關注核心基礎領域突破，既要關注成長性強的企業加速發展需求，也要關切基礎型科創企業‘慢發展’需求，避免政策‘一刀切’和‘一頭熱’。”張道宏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HongKongX”科技創業平臺和創科香港公益基金會主席、紅杉資本全球執行合伙人沈南鵬認為，經費不足是制約科創企業創新步伐的重要因素。“不少投資、信貸主體仍將盈利作為科技企業融資前提，對未盈利企業提出明股實債、隱性擔保等苛刻條款要求，企業股權融資和貸款受限。即使是允許未盈利企業上市的科創板，缺乏良好利潤支撐能上市的企業也屈指可數。”

沈南鵬建議建立貸款風險補償基金，減少國有銀行后顧之憂，適當放寬對科技企業貸款不良率監管要求。同時，做實“十四五”規劃民生領域信息化、智能化預算的長效保障和逆周期平滑預案，適度調整各地補貼政策稅收門檻，財政資金“以投代補”參與社會化創投基金，用市場化獎優實現科技扶持目標。

全國政協委員、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毓群以新能源汽車行業為例，呼吁國家和地方創新扶持方式。包括抓住政府主導性強、拉動效果大、減排力度明顯的公共服務領域，出臺全面電動化時間表，將扶持措施從購置端轉向使用端，降低新能源汽車保險費率，減免過路過橋費，提高使用環節經濟性等。

在加大對企業研發支持方面，曾毓群認為，應鼓勵和支持企業在新體系新材料、先進制造、大數據應用、遠程升級（OTA）等方面開展技術攻關和應用迭代，對新技術新產品應用初期出現的一些問題，要審慎包容監管，營造鼓勵創新的監管環境。

“能源電力企業也面臨相似的困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總經理、黨組副書記曹志安直言，南方電網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面臨著行業標準競爭、潛在風險增大等難題。同時，逆全球化、保護主義增加了海外拓展的難度，一些項目受到了西方勢力干擾。

“因此，需要在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標準國際化、提升風險防范水平等方面形成合力，促進我國能源電力企業更好地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和價值鏈。希望發改委、工信部，能在加大政策和資源扶持力度、鼓勵支持企業參與核心技術攻關、打造國際標準方面有所考慮。”曹志安說。

“中央企業在國家重大科技創新中一直發揮著主體作用。建議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定向支持央企聚焦‘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牽頭承擔國家重大科技戰略任務，切實發揮中央企業科技創新國家隊作用。同時，出臺相關政策，鼓勵以中央企業為依托，聯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創建跨領域、跨學科的源頭創新與成果轉化平臺，大力推進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真正構建起以市場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協同創新體系。”宋鑫表示。

聚焦原創技術

基礎研究是創新的源頭，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必由之路。這是與會委員的共識。

“與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奮斗目標相比，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短板’比較突出，基礎研究主要靠政府投入，企業的基礎研究嚴重不足，原始創新能力較弱。這導致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作用難以發揮，一方面，難以有效承接高校院所的基礎研究成果，導致轉化困難；另一方面，企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大、引領性的原創成果也比較少。”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大學化工學院教授劉昌俊說道。

他在調研時發現，目前多數企業自身沒有能力開展基礎研究，普遍缺乏長期穩定的基礎研究資金投入；高校和院所的研究成果難以滿足企業的現實需求，許多應用基礎研究沒有人愿意做，產學研合作達不到預期效果；加計扣除等優惠力度也難以達到企業的政策預期。

如何更加有效引導企業加強基礎研究，自覺自愿地加大投入？全國政協委員、民盟廣東省委會副主委、深圳市副市長吳以環帶來了“深圳經驗”。

深圳40年來的發展，始終把支持企業創新發展擺在突出位置，形成了“六個90%”的特點（即90%的研發機構、研發人員、研發投入、發明專利都來自企業，90%的企業為本土企業、90%的重大項目由企業承擔），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培育了華為、中興、騰訊、大疆等一批世界級科創企業。

“大力支持企業開展原創技術研究一直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近年，深圳確立了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投入占財政科技專項資金30%以上的長效機制。比如支持云天勵飛聯合哈工大（深圳）研制深度學習人工智能芯片，有望實現國產化。地方政府應在鼓勵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聯合開展‘顛覆性’科技計劃，強化對關鍵核心技術的攻堅突圍上下大功夫。”吳以環說。

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省東營市副市長馮藝東也持相同觀點，他表示，近年來，我國科技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和產品被發達國家卡脖子的問題屢屢發生。要避免這種被動局面長期存在，必須全力支持核心產品和技術能夠起到進口替代作用的高科技關鍵性企業做強做大。

“在研發能力方面，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重大研究儀器免費向其開放使用；在人才政策方面，高端人才免繳個人所得稅，在任何城市落戶不受限制；在金融支持方面，成立專門的政策性國家科技創新發展銀行，在科創板和創業板開辟綠色通道等。用新產品研發的創新鏈構建互為依托產業鏈，形成共生同進的供應鏈，從科技創新的源頭解決首創產品的應用推廣問題。”馮藝東表示。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技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應建立適應新技術新需求的科技創新制度，以制度創新促進科技創新。聚焦主業，沉下心來苦練內功，加大自主研發投入，掌握核心產品和技術。”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省工商聯主席張健說。

補齊人才短板

“科技創新型企業是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的生力軍，而人才是科創型企業安身立命之本。我國的科創型企業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尤其是具有全球化視野、企業家精神的領軍人才。”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上海市委會副主委、同濟大學副校長顧祥林說出了與會委員的共同感受。

顧祥林通過調研發現，雖然2016年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鼓勵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員經所在單位同意后，在科技型企業兼職、獲得報酬。但具體到事業單位層面，涉及員工在外兼職、持股等情況，仍存在一些障礙。

引才政策也仍需完善。由于目前海外人才引進的主要渠道仍是政府部門，導致科創型企業的參與度不高，人才引進的市場化程度偏低，無法全面、及時獲得科創型企業的人才需求。

“建議打破科創型企業引才體制壁壘。逐步放寬事業單位性質的高校科研院所固有體制機制的約束，針對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在科創型企業兼職及持股方面制定更加積極的政策，并與相關單位科技轉化部門負責人溝通，充分調動相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

“建議提高科創型企業在引才方面的參與度。及時調整原來以政府為引進主體的策略，政府可逐漸從臺前轉向幕后，更多借助專業組織、第三方主體參與人才競爭和引進。積極搭建人才引進和配置平臺，拓寬引才渠道，為科技創新型企業和海外人才牽橋搭線。同時，建議為科創型企業引進人才提供更良好的咨詢和認證服務。”

委員們紛紛表示。

“當前，高端人才回流意愿上升，應當抓住這一窗口期為我所用。”沈南鵬提出參考大灣區個稅優惠政策，研究制定更大范圍境外高端緊缺人才個稅補貼政策；出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和就業（如國際博士后崗位）政策，定向吸引高端人才回流。

顧祥林進一步提出為科創型企業海外引才打造舒適的“軟環境”。“政府應積極與科創型企業加強溝通，加快建設國際化的教育、醫療服務體系，改善家庭成員的配套政策，提供高水平的優質服務。建立專項服務窗口，提供一站式審批服務機制等便利措施。”

以才促融，滿足科創型企業全鏈式產業創新要素供給是全國政協常委、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民盟江蘇省委會主委、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胡剛給出的建議。他提出鼓勵多形式開展產學研戰略合作，鼓勵科創型企業設立“人才基地”，鼓勵產學研單位聯合共建研發實驗室、實訓基地，共同培養工程類研究生等。

“另外，結合‘破五唯’，做好‘立實效’，提高科研人員在職稱晉升等與科教融合、產教融合相關的社會服務成效評估占比。”胡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