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大量決策和工作，主要發生在基層。要重點在基層群眾中開展協商。

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如何推動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相銜接，將政協制度優勢轉化為基層社會治理效能，是新時代市縣政協正在書寫的答卷。

安徽省滁州市政協在市委的大力支持下，通過設立鄉鎮（街道）政協召集人等方式，廣泛搭建“微協商”平臺，在致力打造履職為民的閉環中展示市縣政協新樣子。

■協商換“多贏”

雨季剛去，“三伏”已至，8月的皖東地面上的氣溫急劇上升。滁州市來安縣的清流路上，熱浪滾滾。

這是條剛剛暢通不久的道路，承載著縣城繁忙的交通，也見證著基層人民政協工作的創新之舉。

“這條路是3月24日東西貫通的，在這之前的8年時間，中間擱著一棟房子。”來安縣政協委員、住新安鎮政協委員召集人黃祖文告訴記者。

清流路的建設是來安縣城南改造的一部分，因與一戶征遷對象溝通不暢，整個征遷工作陷入僵局多年，一時成為全縣關注的熱點。

為了回應社會關切，今年3月，新安鎮發揮剛剛成立不久的政協召集人制度作用，由黃祖文牽頭，搭建多方參與的“一人一事”征遷工作協商議事平臺，采取微協商辦法專門處理該戶征遷問題。

通過多次協商，分析形勢，宣傳政策，當事人的思想終于發生了變化。

“往往一件事情的解決，缺的就是平等協商的平臺。”黃祖文表示，在組織開展協商活動時，群眾找到了可以充分表達意見的地方，而相關部門也不僅是宣傳教育者的角色，“大家坐在一起，心態是平和的，對話是平等的，這為雙方達成共識營造了基礎。”

和黃祖文有著相同體會的，還有滁州市縣（區）兩級近2000名政協委員。

2019年以來，圍繞脫貧攻堅、防疫抗疫、生產發展、城市管理、民生保障、文明創建等方面，委員們開展了500多場微型協商活動，協商解決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題問題400多個。

在此過程中，委員們成為一支支協商“輕騎兵”，針對基層群眾反映的煩心事、難心事，真協商，聚共識，并形成意見建議超千條，其中70%的建言建議被有關部門采納。

事實顯示，這是一個多贏的局面。“既讓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也讓基層政協委員有了發揮主體作用的平臺，雙向發力有了實實在在的載體。”來安縣政協主席張亞濱表示。

與此同時，廣泛開展的微協商，成果看得見摸得著，使得群眾對協商更加信任，參與協商更加主動，客觀上也讓基層協商民主的氛圍越來越濃厚。

■協商之路漸次增亮

鄉鎮（街道）沒有政協機構，微協商活動如何得以有效組織？

去年年初，在滁州市委的大力支持下，市縣兩級政協在滁州市所轄8個縣（市、區）建立了鄉鎮（街道）政協委員召集人制度，市委出臺文件明確黨委副書記兼任召集人，并配套相應機制。103名鄉鎮（街道）政協召集人，走到了基層協商的一線。

而基層尤其是鄉鎮并沒有那么多的政協委員，召集人能召誰來？來了又如何開展工作？這同樣是一個問題。

為解決政協在基層開展協商的實際難題。滁州市縣政協兩級聯動，在政協系統常態化開展“委員進社區、常委在行動”活動，明確市、縣兩級委員要主動向召集人報到。召集人對委員參與基層協商情況評價打分，作為年度履職考核重要內容。

“去年以來，市政協372名委員、73名常委都主動向召集人報到，平均每人響應召集活動兩次以上。”市政協副主席高懷忠介紹。

與基層委員數量少并存的現實是，委員在鄉鎮或街道的分布很不平均：多的有幾十名，少的只有1-2名，部分召集人所能召集到的委員資源十分有限。

于是，市、縣政協對委員分布進行了優化。結合召集人需求與委員意愿，由召集人提出合適人選，市、縣政協黨組征求委員本人意愿后，納入常態化召集委員目錄。當出現個別協商選題，目錄中沒有合適人選時，則通過市、縣（市區）政協在全市委員中召集。

“召誰來”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市政協隨后在提高召集人的能力上用足功夫，先后建立了定期培訓、列席政協全會、季度現場觀摩等機制，讓召集人盡快進入協商狀態。

方法有了，思路也清晰了，協商成果開始顯現。

鳳陽縣在小崗村開設了村級委員工作室，共同為小崗振興建言出力；瑯琊區開設“信訪調解超市”，為群眾提供“菜單”式矛盾調處服務；明光市建立“委員產業聯盟工作室”，有相同專長的委員組織起來，共同帶領當地村民發展高效特種農業；天長市通過微協商，推動相關部門在143輛城市公交和212輛城鄉公交開通了移動支付功能，極大方便了群眾出行……

從方式方法到具體案例，各縣區政協用實踐成果，增亮著全市協商民主的發展之路。

■履職閉環是目標

6月28日，滁州市政協召開了鄉鎮（街道）政協委員召集人工作現場推進會。

事實上，這樣的現場會每季度召開一次。在一次次的交流和比學趕超中，政協參與基層協商的方法模式逐漸成形。

“結合全市開展的‘委員進社區、常委在行動’工作，我們將召集人的工作納入其中，建立了委員社區工作站，采取‘社區點單、召集人提單、政協買單、部門做單’的模式，項目化運作，讓專業的委員做專業的事。”在來安縣新安鎮建陽社區委員工作站，市政協委員、新安鎮黨委副書記趙靜向記者介紹。

得益于這種規范的模式，來安縣清流路的征遷事宜圓滿解決。

在此后的工作交流中，新安鎮模式逐漸被借鑒推廣，并總結提煉為全市政協微協商的“四單”管理模式。

“‘四單’即群眾點單，委員買單，協商解單，跟進查單，是微協商的四個步驟。”市政協秘書長王小林這樣解釋。

每個季度初，委員到社區（小區）、村（組）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建議，梳理分類，形成議題清單；在此基礎上，委員們商討議題清單，將群眾聚焦的難點熱點優先列為協商議題，排出協商計劃；隨后，協商小組邀請市、縣、鄉三級黨委、政府的相關部門參加，形成協商意見；最后，市、縣政協會同有關部門跟蹤督辦，及時向委員反饋，完成協商閉環。

閉環，是微協商的重要目標。

“形式的創新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實效。”市政協主席汪建中認為，政協要把履職為民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工作就要形成閉環。“閉環是什么，就是讓委員的建言擲地有聲，政府行動了，群眾高興了，我們的工作就形成了卓有成效的閉環。”

在他看來，政協的主要工作是協商，工作主旨是雙向發力。“下一步將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加大工作力度，持續在滁州大地上展現委員協商之能，釋放政協制度之優。”汪建中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