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樓大廈林立，玻璃幕墻的安全是城市治理中一個大問題，我們對綜合樓宇、抹墻結構、環境因素進行大數據分析，對重點樓宇提前采取措施，在去年防范‘利奇馬’臺風時發揮了重要作用。”

7月16日上午，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網絡視頻座談會上，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提到這樣一個案例。

此次會議主題是“十四五’規劃中提升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重點問題”。當前，我國已進入高風險社會，外部環境嚴峻復雜，社會結構加速調整，公共安全面臨諸多挑戰，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個例證，而有效應對風險需要提升社會治理能力。

會議主會場設在全國政協機關，同時設置上海市、浙江省、深圳市、杭州市四個分會場，邀請當地相關部門負責同志和基層代表座談交流。四省市在創新社會治理方面都有漂亮的“成績單”，他們把各自經驗帶到會上，與委員們展開探討。

“城市治理要從信息化到智能化到智慧化，‘云’‘數’‘網’‘端’等基礎設施建設不可少。”從上海的經驗中，徐逸波總結出這樣的觀點。在數字技術賦能社會治理方面，杭州市也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杭州市委政法委副書記江成器介紹說，杭州市以數字化“城市大腦”建設為抓手，在疫情防控、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加強風險防控，讓老百姓有了更充實的安全感。“這次南方城市梅雨汛期，我們通過云平臺、安全碼、AI模塊、VR全景地圖等技術及時掌握情況、發布警示，合理控制泄洪量，調配管控力量，防汛工作緊張又有序”。

對于這種安全感，杭州市西湖區三墩鎮黨委書記董威也有切身感受。三墩鎮人口密度大、注冊企業多，董威說，受疫情防控“健康碼”的啟發，他們開發出“平安碼”，整合轄區近1.5萬家企事業單位、4萬余套出租房、在建工地及21個大型商超的基礎數據，實現了一企一所一碼全對應，賦予平安碼信息整合、平安檢查、風險防控等多功能。

從源頭防范化解社會風險需要現代化技術，更需要“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是與會者的共識。

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浙江省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這個中心是一個老百姓“能找個說法”的地方。“我們建立了縣鄉村三級矛調中心，為群眾提供全領域、全流程、多功能的糾紛化解服務。”浙江省安吉縣政協主席趙德清說。

浙江省委政法委副書記朱恒毅介紹，浙江省以縣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建設為牽引，探索推進社會治理領域“最多跑一地”改革。這個中心提供接訪、訴訟、調解、勞動仲裁、行政復議和公共法律等服務，并發揮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等非訴的解決方式優勢，努力把矛盾糾紛化解在訴訪之前。今年上半年，全省縣級矛調中心共接待群眾近66萬人次，化解矛盾糾紛成功率達94.6%。

這些生動的案例給委員和專家帶來了啟發。大家認為，應該將“十三五”時期社會治理方面的成功經驗進一步總結提煉，使其成為“十四五”時期社會治理的常規化方式方法。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楊成長認為，在社會變革加劇和疫情沖擊下，我們正遭遇許多新的社會風險，比如產業鏈風險、生物風險和公共衛生風險、金融安全風險、房地產債務和糾紛風險，代際轉換風險、現代科技進步帶來的風險等，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認為，在開放和流動性更強的“大社會”中，傳統的相對封閉的“小社會”治理模式已不合時宜，要進一步探索創新多元化社會治理體系。

全國政協常委賈楠認為，數據信息資源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礎，“現代化的社會治理應該是一種‘微治理’，要關注到每一個人，為其提供更精準的社會服務，為此必須打破部門、地區之間信息壁壘，通過整合分散的數據信息資源為精細化社會治理提供助力。”全國政協常委甄貞認為，當前存在的一些社會風險和矛盾反映出我們在部分重大公共議題上缺少社會共識，人民政協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為化解社會矛盾、凝聚社會共識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