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秀鳳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加快補齊醫療廢物、危險廢物收集處理設施方面的短板。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醫療廢物產生量激增，各地醫廢處置設施面臨大考。雖然我國醫廢處置能力近年有了很大提升，但不少地方仍然捉襟見肘，醫廢監管不夠嚴、收費機制不合理等問題，仍困擾著行業發展。

與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一樣，選址難的問題一直伴隨著醫廢處置設施項目建設。據報道，湖南湘潭醫廢處置中心曾歷經6年時間、先后20多次選址才得以建成。還有一些地方的醫廢處置中心建成后，因周邊群眾抵制而無法點火運行。破除“鄰避效應”，是各地在建設醫廢處置項目時，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

根據規定，醫療廢物由醫療機構負責分類收集、打包封口并做好標記，然后交由第三方使用專門車輛運送至醫廢處置中心，進行集中處置。《醫療廢物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醫療廢物集中處置單位應當至少每兩天到醫療衛生機構收集、運送一次醫療廢物，并負責醫療廢物的貯存、處置。然而，這48小時的轉運時間限制，對點多面廣的基層醫療機構來說，實現起來并不容易。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醫廢產生量較少，加之運輸距離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轉運成本。

在上海，分布著近6000家醫療機構，其中約90%是小型醫療機構，而且不少都分布在老城廂的弄堂和小路上。受路況限制，垃圾收運車輛在小型醫療機構周圍的通行和停車都是難題，導致醫療廢物的收運頻次較低，甚至難以達到法律法規要求。

再比如，早在2006年，遼寧省大連市主城區及周邊區市縣（先導區）城區的醫療廢物已全部納入集中處置范圍，但還有90個鄉鎮衛生院和975個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醫療廢物，直至2019年才通過“就近集中、轉運收集”的方式實現集中處置。此前，這些基層醫療機構產生的醫廢，通過毀形、焚燒或消毒后填埋等方式自行就地處置，存在流失、泄露等環境風險隱患。因此，規范醫療機構的醫廢處置，需要著力解決中小型醫療機構醫療廢物收集處置網絡不健全的問題。

在《國家危險廢物名錄》中，醫療廢物被列為頭號危險廢物，原因在于其攜帶的病原微生物很可能會引發感染性疾病的傳播蔓延。但一些管理漏洞一直沒有徹底堵住，醫療垃圾非法交易屢禁不止。使用后的一次性醫療用品及一次性醫療器械等感染性醫療廢物多為塑料制品，是醫療廢物黑色產業鏈中的“香餑餑”，可被加工成再生塑料原料牟取暴利。據媒體報道，一些醫院甚至默許醫院護工、物業人員倒賣醫療垃圾。

2019年，國家衛健委針對醫療廢物抽查了41337家醫療衛生機構，對違反醫療廢物處置相關規定行為的2122家機構實施了行政處罰，占醫療衛生機構因違反傳染病防治立案查處數的80%。

醫療廢物處置收費政策是醫療廢物處置企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保障，是促進醫療廢物處置產業化發展的重要經濟政策之一。目前，我國醫療廢物處置收費主要有兩類標準：一是按照醫廢重量收費，另一個是按照醫療單位的床位數收費。但各地收費價格差異較大，而且沒有正式納入醫療成本，多由醫療機構負擔，這也導致了一些問題。比如，如果按照床位收費，一些醫院會將生活垃圾混入醫療廢物中，增加了醫廢處置企業的負擔；反之，如果按照重量收費，就會出現相反的現象，醫廢被混入生活垃圾中，加大了環境風險。不僅如此，分歧也很明顯，處置企業認為收費標準偏低，難以實現保本微利，而醫療機構尤其是大型醫療機構則認為繳納的處置費用偏高，拖欠費用的情況時有發生。

要改善目前醫廢處置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需要從硬件和軟件兩方面努力。在硬件方面，需要通過新建項目、對原有設施進行技術改造等方式，增加處置能力，并確保污染物達標排放，防范二次污染。在軟件方面，需要完善醫療廢物處置收費政策，更要加強對醫廢處置全過程的監管，堵住管理漏洞。

當前，“互聯網+”技術的引進，可以實現對醫療衛生機構醫療廢物產生、儲存、轉運的全過程監管，從而讓醫廢管理的秩序得到真正改善。

在江蘇省蘇州市，引入“互聯網+”醫療廢物規范化管理項目后，醫廢有了自己的二維碼標簽，醫廢產生后的院內存放、院外轉運、后端處置等，每個環節都需掃碼核對，任何一個環節發生異常，系統都會自動報警。這樣一來，可以實現對醫廢處理全過程的追溯。實現在線監管后，還可以進行大數據分析，因為從醫院的手術量、門診量等基本可以推測其醫廢產量范圍。如果醫院某天超出量過多可能是分類出錯，醫廢產生量過低可能意味著有醫廢沒被納入系統或出現丟失。據報道，上海、江蘇、浙江等不少省份正在探索并推廣實施“互聯網+醫療廢物監管”模式。

新技術的應用，促進了對醫療廢物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進程。提高醫廢處置水平，還要注重人的因素，加強對從業人員的法規知識培訓和業務指導。同時，暢通舉報途徑，鼓勵公眾及時舉報醫廢處置中的不法行為，形成社會監督合力。（劉秀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