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 詹丹

最近，與《紅樓夢》相關的文物在國家博物館有為期三個月的展出，又一次在朋友圈引起了小小的激動。

靳尚誼布面油畫《魯迅》，中國美術館藏

《紅樓夢》的影響日益深廣，紅學地位在學術界逐漸確立，是和現代中國一大批頂尖學者如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顧頡剛、俞平伯等參與其間分不開的。而魯迅雖不是紅學家，但他有關《紅樓夢》的各種真知灼見，也為紅學大廈的奠基提供了厚重的支撐，一些觀點至今仍在紅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發生著深刻影響。

魯迅有關《紅樓夢》的論述涉及面很廣，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首先是小說史論，分別見于《中國小說史略》與《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之中。把《紅樓夢》放在中國整個小說發展史的過程中來理解分析，為該小說的正確定位，提出了諸多原創性的見解。

其次是專論，雖然只有一篇，即《<絳洞花主>小引》，但是影響很大，其中個別段落，連一些不專事研究的人也知道。當人們在論及《紅樓夢》的價值，或者泛泛討論文學作品的接受問題，常常會引用其中的一段，所謂“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等等。《絳洞花主》本是廈門大學陳夢韶根據《紅樓夢》改編的話劇本，其中寫到了社會中下層的交租人準備反抗賈府，把《紅樓夢》改編成了一部社會家庭問題劇。所以，魯迅就從接受角度提出了當時的各種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這部社會劇的改編方式作了辯護。

第三是雜文中的引用。如《看書瑣記》《言論自由的界限》《論睜了眼看》《怎么寫》《<出關>的“關”》《上海文藝之一瞥》《讀書雜談》《宣傳與做戲》《<草鞋腳>小引》《“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等等，都曾從《紅樓夢》汲取了寫作的素材。這樣的引用，或者是即興式的一筆帶到，比如談到文學的階級性，就說賈府里的焦大，不會去愛林妹妹；或者是就小說中一點而談開去，比如還是從賈府的焦大說起，說他因為醉罵而被塞了滿嘴的馬糞，所以覺得賈府是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盡管焦大醉罵是真心要賈府的好，并非為了打倒賈府。總之，無論怎樣，其對《紅樓夢》取資之富，至少可以說明主客觀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從主觀上說，魯迅對《紅樓夢》相當熟悉，使得他總能從《紅樓夢》中左右逢源來取材，以增加其論述的深刻或者生動；另一方面，從客觀上說，《紅樓夢》自身的博大豐富，其所具有的傳統文化百科全書性質，蘊含了充足的、多樣化的資源可以被魯迅所利用。

但從林林總總的大量引用中，有一條主線若隱若現，如草蛇灰線般貫穿在魯迅的各類論述中。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魯迅最贊賞《紅樓夢》求真的人生態度，這既是一種人生態度也是一種創作原則，并以這樣的態度和原則，把小說自身的價值、地位與傳統文學作了根本的區別。他所最為贊賞的這一層意思，集中體現在如下這段話中：

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因為當時社會還是不幸者多，人生的悲劇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求真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是否敢于正視當時社會黑暗、正視人生悲劇的態度。也因為他贊賞這種向著真實，能夠正視現實黑暗和人生悲劇的態度，用魯迅一篇雜文的標題來說，是“睜了眼看”的，所以他對程高本的后四十回有了基本的判斷，認為雖然有“蘭桂齊芳”家道復振的內容，但畢竟保持了“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的總體上的悲劇化趨勢，還算符合前八十回基本立場的。而其他各種續作則不然，非得要編成一套大團圓結局的謊言。還用魯迅的話來說，這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后快”。魯迅甚至認為，用續作的大團圓來自欺欺人的，說明了一條道理：人與人差別，比類人猿和原人的差別還要大。

與痛恨《紅樓夢》各類續作的大團圓近似的是，魯迅也痛恨社會中的各種虛偽和裝腔。

在《怎么寫（夜記之一）》中他說：

我寧看《紅樓夢》，卻不愿意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它一頁能夠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橋家書》我也不喜歡看，不如讀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歡的是他題了家書兩個字。那么為什么刻了出來給許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裝腔。

由此他得出結論說，“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換言之，《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的假，其實倒寫出了指向現實的真，所以，雖寫幻滅而尚能給人一點真實的信賴感。但那些以幻夢來自欺欺人者，當人們看出了其中的假時，那種幻滅感反而是無可救藥的。也基于這一點，有人曾把“香菱學詩”的片段視為是代表著《紅樓夢》的“詩與遠方”時，我認為恰恰是把話說反了，從小說的精神實質來說，“香菱學詩”正是代表著詩的毀滅和遠方的消失。

魯迅激賞于《紅樓夢》的求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薛毅兄撰文《淺談李贄與魯迅》時，曾指出了魯迅很少談及李贄，只不過其文字的論戰性，其求真去偽的態度，卻又是和李贄息息相通的。而魯迅在論及《紅樓夢》時，他倒是從不吝嗇對小說求真精神和創作原則的贊賞的，從而清晰地凸現了魯迅評判人事把真偽作為一個首要標準的重要性，并以此來嚴格要求自己。這是理解《紅樓夢》的一把鑰匙，也是理解魯迅自身為人和作品的一個關鍵，甚至也是借助于魯迅論《紅樓夢》，從而成為迂回接近李贄、乃至拉近魯迅和李贄對話的一種特殊方式。（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