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外包實際上也影響了維普公司的聲譽。”上述人士稱，不過，出版管理條例的處罰對象是出版單位，民營公司是受委托方，本案上升到刑事犯罪有待討論。

一審判決中，修水縣法院認為被告人私設“編輯部”從中牟利。法院認為，該“編輯部”既不具備設立的條件，亦未經過有關部門審批，符合“未經批準，擅自設立出版物出版單位，假冒出版單位名稱出版出版物”之情形。根據出版條例規定，即便是期刊的主辦單位維普公司設立相應期刊編輯部，亦應按照相應條件，依照相關申請、審批程序進行設立。

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劉沛胥對新京報記者稱，以“編輯部”名義征稿是否是私設編輯部、冒用出版單位，要看是否取得正式編輯部的事先授權、事中默認或事后追認。他認為，該案屬于一種合法的委托代理行為。

對于是否適用非法經營罪，該案有爭議。一審法院認為，本案被告人以維普相應期刊編輯部的名義從事涉案期刊的出版、印刷、發行活動，從中收取巨額版面費等費用，變相經營涉案期刊，使大量粗制濫造、學術水平低劣的所謂論文以非法方式得以出版、發行，嚴重擾亂了出版市場秩序，具有社會危害性。

劉沛胥認為，非法經營罪侵害的社會關系必須是市場經濟秩序。“就本案而言，由于欠缺禁止收取版面費的法律規定，因而這種行為本身就不具有非法性。并且，印制贈送紙質版電子期刊的行為，其對象具有特定性、有限性和封閉性，跟市場的不特定性要求不相符合，且贈送行為是無對價的，這也不是經營行為。”

劉沛胥說，包括非法經營罪在內的任何具體犯罪都必須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這一犯罪的本質特征，“印制贈送紙質版電子期刊的行為，其受眾是非常特定和極為有限的，無論如何都不具有指向社會的嚴重危害性。”

2019年6月18日，九江市中院作出二審裁定，認為原審判決存在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撤銷一審判決，發回修水縣法院重新審判。

新京報記者 王昱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