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

5月14日,全國政協在京召開“創新驅動發展”專題協商會,近百名院士委員出席。

79位院士委員分別作了大會發言和分組發言,另外還有100多位委員通過移動履職平臺和參加分組討論提出了意見建議。本期刊登全國政協委員曹健林和饒克勤委員的書面發言。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之后,要提高基礎研究水平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各界的普遍共識。怎樣才能盡快實現這個目標?根據本人近40年的觀察、比較、體會與思考,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加大穩定支持的比重。

作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和第二大經濟體,當下中國的科技發展有全球公認的三大優勢:市場、資金和人才。這三大優勢在我國部分高新技術發展上體現得十分明顯(如架橋修路、高鐵、無線通信等),但是在基礎研究(包括基礎理論研究和解決關鍵共性技術難題的基礎技術、基礎工藝研究)上則還遠遠沒有充分體現出來。為什么?我認為最大的原因是對基礎研究的穩定支持不夠。

為什么基礎研究難于得到穩定支持?

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追趕者,我們渴望走捷徑,習慣于仿制、逆向工程,希望花盡可能少的代價、力量去“知其然”,舍不得花大力氣去“知其所以然”。這種思維方式很難從源頭上穩定支持基礎研究。無數事實告訴我們,這種思維方式在解決有無問題時很管用,但不大可能走到世界前列。

另外,在集成電路、大飛機、重型燃氣輪機為代表的一些重要領域中,我們曾經投入嚴重不足。而每當投入不夠時,最受影響的都是難于彰顯成果、需要長期積累的基礎研究。誰都知道基礎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冷板凳,對各級政府和科技、產業部門來說接下來的難題自然就是,怎么樣才能創造條件,讓一大批人耐得住寂寞?

再者,幾乎和我國的改革開放同步,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最典型的就是所謂摩爾定律)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信息革命,中國被公認為信息革命的最大受益國。信息技術推動了我國幾乎所有應用技術的發展和產業水平的提高,同時也造成一批關鍵共性基礎技術,如特種材料、超精密加工、機械結構、流體力學等相對被淡化,甚至被忽視。這些領域不到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凸顯以至于不得不臨時抱佛腳時,在競爭性資源配置中很難得到支持。不少高校學科改名,研究機構改方向,包括數理化天地生等支持所有技術和工程領域發展的基礎學科和基礎研究都有隊伍老化、弱化之憂就是明證。

我認為基礎研究最重要的是爭原創,爭原創就必須寬容失敗。而在同一個時間點和同一個平臺上,競爭擇優和寬容失敗是矛盾的,邏輯上講不通,實際操作中也做不到。不論是項目的組織管理者還是一線科研人員,怎么可能擇優競爭的同時還寬容失敗?自1985年我國開始科技體制改革以來,科技資源配置主渠道早已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相對穩定支持改成競爭擇優,這是為什么寬容失敗喊了多年但效果不明顯的根本原因。

從科技隊伍的個人收入上看,我們的分配體系過于功利,過于強調效益激勵。無論整個社會還是一個行業領域,基礎研究都離終端用戶最遠,也最難計算效益和進行量化考核。不提高工薪收入中固定部分的比例,讓基礎研究吸引人才和穩定隊伍都是一句空話。科技界反映強烈的“四唯”問題、“孔雀東南飛”問題等,與此都有直接關系。

為盡快解決上述問題,建議:

一、 要讓全社會認識到科學發展上沒有平坦大路可走,也沒有什么捷徑。中國走向科技強國,我們都應向華為學習,必須從源頭抓起,長期穩定地支持基礎研究。

二、 必須盡快建立一套用以支持基礎研究并與現有競爭支持體系相輔相成、互相支撐,以穩定支持為主要形式的科技資源配置體系。其核心是:

1. 把足夠的資源和使用支配權交給基層單位;2.周期足夠長以體現信任和穩定;3.用強制性約束和獎勵共同推進產學研結合與成果轉化;4.監管主要是對組織、對機構。用這樣的方式把擇優競爭和寬容失敗放在不同平臺上。

三、 鼓勵基層單位對基礎研究隊伍采用不同的薪資管理體系,以固定收入為主體,現穩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