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創新是中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點火器。當創新驅動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當創新被賦予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的重任，一切阻礙創新的科技體制機制都應當徹底改變。

5月14日，全國政協“創新驅動發展”專題協商會上，多位院士委員大聲呼吁：通過政府放權和制度松綁，充分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特別是一線科研人員的活力和潛力，為創新賦能。

突破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創新主體動力和活力

科技體制改革，涉及科技管理理念、方式的改變和科技資源布局的調整，將對我國科技管理方式與手段的創新、國家科技項目經費支持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科學院院士譚鐵牛委員認為，科技創新的改革和經濟改革一樣，也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去低”（去除低水平科技產出）、“提質”（提高科研產出質量）、“增效”（增強科技資源使用效益）。在他看來，一直以來的那種“機械化”“切蛋糕”式的科技資源配置模式早該改革了，“把增量資源向新興領域和‘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方向集中”。他建議，要改變傳統事業單位性質的科研機構占主體的局面，引導社會企業開展基礎研究，通過不同類型的科研機構的競爭加強科研人員的正向激勵和有序流動，促進傳統科研機構進一步深化改革，積極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提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

“我國的科研政策和科研環境過于現實，總是只顧解決眼前問題。從政策戰略上、計劃項目的實施上，都缺乏對科學技術發展的不間斷的長期布局和持久堅持。”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宇亮委員認為，國家應創造讓科學家可以長久潛心科研，且有一定比例的科學家能夠一輩子專研一件事的科研環境，“讓科學家騰出時間去推敲、騰出時間去琢磨、騰出時間去頭腦風暴，騰出時間去做一些外人看似無用的東西”。

“任何一項新政策的實施都應保障長期運行管理和長期規劃的重大專項可持續發展。”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杰委員以2013年教育部、財政部等國家有關部門啟動實施的“協同創新中心”的“啟動”和“無原因凍結”為例說明這個問題。

2013年，教育部、財政部啟動了高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在涉及我國核心技術領域的科學前沿領域分兩年遴選認證了8個科學前沿協同創新中心。6年來，各協同創新中心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實踐，在破解制約創新驅動發展的突出問題方面，探索出符合中國國情與科學發展規律的成功經驗。然而，在2018年教育部和財政部開始啟動新的教育改革后，協同創新中心建設經費就沒有能再作為專項得到支持，影響了協同創新中心的可持續發展。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進一步提高基礎研究項目間接經費占比，開展項目經費使用‘包干制’改革試點，不設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團隊自主決定使用”。

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這是科研人員時常經歷的報銷之苦，其背后反映的是科研管理體制之于創新的諸多不適應：管得過細、過于僵化，編制、薪酬、科研經費等有許多條條框框，捆住了創新的手腳，違反了科研規律，削弱了創新活力。

參會的院士委員們紛紛呼吁，不能讓科學家的精力過多消耗在預算、填報、報銷等瑣事上，要尊重基礎科研自由探索的規律，給科研人員更多自主權。

給予科研人員更多自主權，就是要以信任為前提，以激勵為核心，以誠信為底線，打出一套具有含金量的改革“組合拳”，通過突破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創新主體動力和活力。

中國工程院院士劉旭委員建議，要遵循科技創新規律，進一步推進“放管服”，加快項目、經費、成果處置等創新管理制度的落地配套，營造寬松的創新環境，穩步推進科研機構去行政化，簡化優化創新管理，把人才從繁文縟節和報表審批中解放出來。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曉紅委員呼吁，要從尊重科研規律、以人為本和實事求是的角度，改進預算編制辦法，避免國撥資金被無效使用的風險和科研人員“有錢沒法花、不花還不行”的窘境。他還強調，要充分認可智力成本在科技創新過程中的貢獻，尊重知識密集型勞動者的付出。

科技評價：搞創新不宜以“帽”取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這一論斷深刻闡明了人才與創新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明確了人才在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和關鍵作用。

中國科學院院士田剛委員在國外和國內的科學教育崗位上工作了幾十年，對于人才工作有切身的體會。他觀察，由于體制機制、環境文化等方面的掣肘，我們離“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良好愿景仍有不小差距。

“我們對學問要有足夠的尊重。”田剛建議，盡量地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讓年輕人能夠更安心、更好地來做學問，破除論資排輩、求全責備等觀念，放手使用青年優秀人才，讓他們更多地參與管理決策、牽頭承擔重大課題，獲得專項經費支持。

“現行的人才計劃、人事制度都是適用于大多數人的，對優秀人才的發現、使用和培養不突出。”中國科學院院士曹曉風委員忍不住吐槽，這些制度沒有“人才”本位，而是“管理”或“領導”本位。在他看來，應研究一種突破觀念和機制障礙，采取系列超常規舉措，建立以人才為先導和核心的資源配置機制，“要真正認清人才發展是‘戰略地位’還是‘略占地位’。”

“帽子”滿天飛，近年來備受詬病，但卻愈演愈烈。

去年夏季，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明確要求人才評價、項目評審和機構評估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然而，中國科學院院士武向平委員直言，時至今日，《Nature》的神圣、SCI的地位、H因子的價值、“帽子”的光環和獎項的分量，依舊顯性或隱性地貫穿在目前科技人才的評價體系中。“我們已經進入了科技評價體制改革的深水區，是到了反思和剖析其背后深層原因的時候了。”武向平說。

科研評價體系是“指揮棒”和“風向標”，對科研氛圍的建立與培育至關重要。院士委員們呼吁，改革相對單一的科研評價體系，有助于讓科技創新全鏈條的各個環節不缺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

“名譽誘惑太多，會影響青年人才成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石碧委員建議，清理和盡量減少各類人才計劃、獎勵計劃，“應該相信，當完全沒有這類計劃時，我國可能就會有大量創造性人才脫穎而出了”。

中國工程院院士劉旭委員認為，要尊重人才成長和創新規律，加快推進人才分類評價機制創新，建立以能力、質量、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促進構建人才梯次結構，激勵科技人才潛心研究和創新創業。科學設定人才和團隊評價周期，不以項目中設定的成果期限為評價目標，而以科研計劃的科學性、合理性，以及項目完成的預期成果作為評價標準。

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忠和委員則直接建議大幅度減少政府直接操作的與財政資源配置相掛鉤的各種評價活動，弱化以至逐步取消政府機構設立的人才頭銜及相關計劃，“小指揮棒改了，不動大指揮棒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實行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要有“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

“我國目前科技發展的最大障礙依舊在于世界頂尖科技人才嚴重匱乏！”中國科學院院士施一公委員是“千人計劃”建議初稿的主筆人和該計劃實施的主要參與者之一，過去兩年他在西湖大學創辦過程中，碰到最棘手的問題之一便是對于海外頂尖教授的引進。“引進頂尖領軍人才的巨大意義就在于可以短期內實現跨越式發展，其價值不可估量！”他建議，今后必須以更大力度、在更多領域引進更高水平的國際領軍人才，同時進一步健全體制機制，保證這些人真正在中國安心地長期全職工作。

“要進一步保護好優秀科學家干部。”中國科學院院士丁奎嶺委員以最近上海出臺的科改“25條”為例建議，既要注重政策激勵，也要落實相應政策的制度保障；既要解決創新驅動發展的動力問題，也要破解其中的阻力問題。“雙管齊下，雙向發力，才能讓我們的創新發展行穩致遠，為國家和民族的復興大業作出更大的貢獻。”他說。

人才是創新意向的主導者。凡科學發明與創造，最開始都源于創新意向，離開人才的創造性思維，一切創新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科技評價制度改革需要拿出改革開放的勇氣，遵循科學精神，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反對形式主義的做法，不僅需要動真格的政策落地，而且需要執行有力，并持之以恒，方能見效，最終達到營造良好學術生態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