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這一刻又書寫了新的篇章。

3月1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

不管是在全國兩會開幕前的新聞發布會上，還是在今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不管是在人民大會堂的“部長通道”上，還是在代表、委員的團組審議、討論中，“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頻頻出現。外商投資法作為我國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不僅關系到外商投資領域新舊法律的交替，而且關乎近9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的切身利益，引發廣泛關注和熱議。

為制度型開放保駕護航

如果說國際貿易和投資是全球化的兩個引擎，那么發展對外貿易、積極利用外資則是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兩大法寶。

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8年底，我國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約96萬家，累計實際使用外資超過2.1萬億美元。

另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統計，自1992年以來，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連續27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自1998年以來，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了16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地區總部、研發中心超過2000家。在全球FDI（外國直接投資）棋盤上，無論是引進外資數量還是質量，中國角色都格外亮眼。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魯曉明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年來，各國之間吸引國際資本的競爭日趨激烈，作為傳統資本輸出國的主要發達國家，也紛紛推出在工業化和減稅等方面的政策以吸引投資。在這樣的背景下，外資政策走向越來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風向標。而制定外商投資法是新形勢下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開放的一個關鍵舉措。

在魯曉明看來，從“外資三法”到外商投資法，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順應了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加強交流合作的發展潮流，符合我國推進各方面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向世界宣示了中國始終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支持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積極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鮮明態度和堅定立場。

在全國政協委員、華堅集團董事長張華榮看來，中國的發展跟外商在中國的投資成功是息息相關的。

張華榮以華堅為例說，1983年我們還只是幾個人的小工坊，后來搞合資，把很多日本、韓國企業的先進管理帶進來了，通過幾十年的努力，我們現在擁有了先進的制造能力，還有全球化、國際化市場的客戶。“為世界企業進入中國提供機會，同時也是為中國企業全球化提供機會。中國越開放，就會有越多的優秀企業進來，幫助我們共同學習，共同成長。”張華榮這樣說。

2019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進一步拓展開放領域、優化開放布局，繼續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更加注重規則等制度型開放，以高水平開放帶動改革全面深化。

“‘制度型開放’這一提法，我看到后感觸很深。”全國政協委員、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說，顯而易見，外商投資法就是制度型開放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

全局性、歷史性、基礎性——羅衛東這樣概括外商投資法的意義。它充分證明中國毫不動搖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的初心從未改變，宣示了我國推動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改革的立場和態度，是我國推動新一輪高水平開放的法治宣言。“規范別人就是規范自己。確立以制度為保障的、以規則為基礎的投資環境，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既表明我國按照自己的道路和節奏來推進開放，也顯示出開放與改革之間的良性互動。”羅衛東說。

開啟新時代引資之路

外商投資法如何落地？如何實施？這需要大量的配套來解決銜接和執行的問題。在這方面，一些投資者還有疑惑。

對外商來說，來華投資又將怎樣？羅衛東表示，外商投資法為中國企業創造充分競爭環境的同時，也為外商投資送上“定心丸”，穩定了外商預期。不僅對進入中國市場的一些現實擔憂有了回應，也使在華外商權益得到法律保障，這對穩外資是有利的。

同時，出于法律的權威性，外商不用再擔心某個條例突然增加或廢止，因此也能鼓勵長期投資，鼓勵更多高技術產業的進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過去一些地區營商環境總體還有這樣那樣的障礙，一部通行的法律有利于地區之間的均衡，促進外資深入到內地有潛力的地區。

那么，對國內企業來說，準備好跟外商公平競爭了嗎？開放以后，是不是會對國內企業產生一定的競爭壓力？“坦率說肯定是有的。”張華榮說，這幾十年，不管是我們企業，還是所在的行業，都面臨來自不同領域的競爭，但我們也受益于這種競爭帶來的開放共享。我們在開放中學習、在開放中成長。我們現在的產品設計與歐洲設計能開放地交流，引導市場潮流；在制造環節，我們可以廣泛地布局亞洲乃至非洲。

張華榮表示，只有開放共享，才能帶來市場主體的充分競爭，這是市場經濟發展、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也是中國企業很期待的。比如，特斯拉進入中國，對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就形成強有力的競爭態勢。但是，國內的企業必須要有一個競爭環境、一個競爭過程，才能夠強大。從這幾年的發展態勢來看，我們不怕競爭。變壓力為動力，這對激發我們自己的科創能力、科創活力大有裨益。

如何讓全球投資者“進得來”“留得住”？還面臨哪些問題？魯曉明表示，以往實踐中，外商投資企業往往由多部門進行管理和監管，難免出現權限交叉和管理重疊的情形；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地方政府超過法定權限承諾優惠措施、承諾不兌現的現象時有發生，導致外商投資企業行政成本過高。

魯曉明建議，借立法之機，解決長期以來外資管理政出多門、職權不清的問題，通過科學分工，明確各主管部門的職權范圍和協作關系，提升政府服務能力。同時，通過立法明確政府法律責任，促進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嚴格兌現向社會及行政相對人依法做出的政策承諾，提高政府公信力。此外，還要優化涉外資金返程投資的審批，通過設立返程投資企業名錄、開辟涉外資金進入綠色通道、簡化審批流程，推動符合政策的返程投資快速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