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高帆

編者按:中國是一個地理和人口規模罕見的發展中大國,國內不同區域之間存在發展階段落差。伴隨城鎮化、工業化和居民消費結構的變遷,中國國內市場正經歷從物質產品主導轉向服務產品主導的重大轉型。國內市場總量放大和結構變遷會刺激產業升級、經濟創新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對其他經濟體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大國效應”與“政府—市場的動態關系”,使中國經濟可以抵御和消化異常波動。

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2018年中國經濟“成績單”。數據顯示,我國GDP總量突破90萬億元,人均GDP接近一萬美元。中國經濟總量正在向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持續追趕,人均GDP則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2015年標準,人均GDP超過12735美元)持續靠近。這對中國經濟而言,具有轉折意義。

不只是GDP,還有一些數據也很重要:2018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占比、第三產業產值占比分別攀升至59.28%和52.2%,居民恩格爾系數則下降至28.4%。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伴隨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及居民消費結構的持續變化,城鎮化正在持續推進,工業化進入中后期,居民消費步入發展資料主導階段。與改革開放初期甚至與本世紀初期相比,中國經濟無疑站上新的起點,由此面臨著新的挑戰和使命。

呈現獨特政治經濟學意義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年。40年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實現快速增長,并帶來總量和結構的一系列變化,主要得益于以下幾個因素的驅動:

一是依托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放松了對經濟活動的管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斷加強,從而不斷激發居民和企業等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力。

二是依靠人口紅利和勞動力資源充裕等比較優勢,推動勞動力跨地區、跨部門、跨城鄉流轉,進而得以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等。

三是將市場化轉型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采用漸進方式不斷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實現產品、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與再配置。

四是動態理解“政府—市場”關系,在市場化轉型中堅持中央政府的戰略部署和宏觀調控,并通過財稅制度變革等激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同時,強調“政府—市場”的互補關系以及政府間的經濟制度安排,使得中國經濟增長呈現獨特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正是源于這些因素的相互疊加,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增長的態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在遭受外部沖擊的情形下仍然保持顯著增長。在此次危機爆發十年后,中國已從中低收入國家轉變為中高收入國家,且正穩步邁向高收入國家。

更加高遠立體的目標訴求

在人均GDP接近一萬美元的新階段,中國經濟正遭遇新的挑戰和壓力。從近況來看,確實是“穩中有變、變中有憂”。

一是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

經濟持續增長會因基數擴大而導致超高速增長難以為繼。隨著時間的推移,此前驅動高增長的若干因素也在發生變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國際貿易摩擦對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全球化紅利帶來沖擊。人口增速下降和人口結構變動,則通過勞動力成本攀高而對勞動力比較優勢產生影響。

二是經濟結構面臨調整。

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須從依靠物質資源密集使用的粗放方式轉向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集約方式,增長進程須考慮增長成果分享、增長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平衡。然而,由于漸進式的市場化體制轉型、地方政府的增長“錦標賽”以及利益格局的約束,現階段經濟結構調整“尚在路上”,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

三是發展目標和參照系變化。

在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中國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居民需求的動態化、多樣化、高端化特征不斷顯現。由此,人們會更多將橫向比較而不是時序比較,作為理解經濟發展的參照系。這意味著,我國經濟不僅面臨更加復雜多變的局面,而且面臨更加高遠、立體的目標訴求。

具有極強韌性和發展前景

從某些短期指標來看,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確實存在下行壓力。

2018年,GDP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分別為6.6%、5.9%和9.0%,從時序上看這些指標均處于進入新世紀后的低水平區間。

我們知道,經濟增速是一個受多重因素影響且可作多種解讀的指標。作為一個人口接近14億的發展中大國,中國自1978年以來保持了9.5%左右的GDP年均增長率,在人類發展史上創造了增長“奇跡”。隨著基數變大,增速有所下行也是正常的。同時,在增長方式走向集約、增長動能發生轉換的前提下,經濟增速出現下降也是合理的。

當前,需要高度警惕和重點防范的是:因為外部因素沖擊和內部系統性風險共振,導致經濟增速出現短時期內急速下滑。對此,中國政府強調通過宏觀政策、結構性政策、社會政策的組合,特別是強化宏觀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來予以回應。

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具有極強的韌性和發展前景。這里的韌性,有兩重含義:

一是存在對內外沖擊的緩沖和回旋空間。

中國是一個地理和人口規模罕見的發展中大國,國內不同區域之間存在發展階段落差。同時,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和財政資源充裕,且中國政府具有立足于戰略目標和約束條件的組合關系持續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動力和能力。“大國效應”與“政府—市場的動態關系”,使中國經濟可以抵御和消化異常波動。

二是存在保持較快增速和高質量發展的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牢固構筑在市場化和全球化兩個“齒輪”之上。伴隨城鎮化、工業化和居民消費結構的變遷,中國國內市場正經歷從物質產品主導轉向服務產品主導的重大轉型。國內市場總量放大和結構變遷會刺激產業升級、經濟創新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對其他經濟體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可見,因短期內某些指標變化而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產生悲觀預期,是不恰當的,也是沒有必要的。

為踐行新發展理念而競賽

辯證和系統思維,對于理解中國經濟至關重要。歷史總是由無數的片段和圖景構成的,發展也總是在不斷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中進行的。我們需要正視近況中的壓力,也需要把握遠景中的趨勢。

在人均GDP接近一萬美元的特定時刻,需要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會保護政策的協同發力,需要強化政策的針對性、操作性和有效性。特別是,要依靠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組合來規避系統性經濟風險,依靠金融體系改革來實現資本配置的“脫虛向實”,依靠收入分配改革和產品創新來持續擴大國內需求,促使經濟增速保持在小幅波動、相對平穩的區間。

同時,還要加快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通過推動土地、資本、勞動力以及重要資源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加強對各類微觀主體的產權保護,特別是為民營企業提供相對對等的市場環境,形成更為穩定、規范的營商環境預期。

另外,還需加強政府職能轉變以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特別是,通過行政激勵機制和財政管理體系完善,促使地方政府從“為增長而競賽”轉向“為踐行新發展理念而競賽”,推動城鄉基本公共產品均等化。

概括來講,現階段我們需要用持續改革的紅利接替此前的增長驅動因素,需要用經濟政策和制度完善的穩中有進來實現經濟發展績效的穩中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