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輝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副院長、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日前在出席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等聯合主辦的“第九屆中國經濟學前沿論壇(2018)”時,結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就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布局,經濟研究如何與新時代形成同頻共振發表了主題演講。他表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一定要站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基礎上看待問題和提出方案。他強調,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加大改革開放力度。

站在高質量發展的角度看待當前經濟問題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針對201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形勢所發生的變化,國內經濟學界做出的相關分析和提出的政策建議,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同樣,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之后,圍繞經濟形勢判斷和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布局等內容,也存在不同解讀。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我的觀察是,大家可能沒有站在同一個平臺上說話。具體一點,就是沒有共同站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平臺上,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來發聲”高培勇表示。面對今天中國經濟出現的各種復雜矛盾和問題,必須明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已經進入新時代,只有立足于這樣一個大前提討論問題,才有可能達成共識,才有可能契合實際。

高培勇提出,高質量發展,既是時代的變化,也是發展階段的變化。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在經濟發展階段上的一種反映。這告訴我們兩件事:一是時代變了,另一個是發展階段變了。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主題,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使命。如果意識不到這種轉變,就會不由自主地套用傳統思維方式解讀當前遇到的新問題、新矛盾,復制以往的分析方法解讀中央關于宏觀經濟發展的決策部署。“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發展階段,語境不同、理念不同、話語體系不同。如果我們的思維方式,研究賴以支撐的理論基礎還停留于過去,面對新問題、新矛盾,就會不由自主地滑入到慣性思維的軌道上去。”

重視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四大變化

高培勇強調,高質量發展不是一個標簽,它有著一系列實實在在的內容。當我們意識到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用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契合的發展理念、宏觀經濟政策主線、宏觀調控的實施機制去調控經濟、管理經濟、做好經濟工作。與高速增長階段有所不同,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有四點變化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是發展理念的變化。

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我們最關注的是GDP的規模和增速,GDP幾乎是我們追求的唯一目標,或者是最重要的目標。到了高質量發展階段,與之相匹配的發展理念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GDP規模和增速依然重要,但已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標,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目標。相對而言,質量和效益更重要。這種理念上的變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其所要求的經濟工作指導思想與高速增長階段大不相同。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這四個“更”替代了GDP規模和增速。將新發展理念擺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意味著,GDP增速高一點就松口氣,GDP增速稍微差一點就緊張起來,疲于應對,不是今天面對經濟形勢變化、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所應持有的立場。

第二是經濟運行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變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總量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側。黨的十九大之后,中央多次提出,當前經濟運行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所傳遞出來的一個信息是:形勢在變化,要從長期大勢看當前的經濟形勢。

當前,受外部環境變化影響,我國外部需求出現波動。總量問題、需求側問題都是要解決和應對的矛盾和問題,這一點沒有疑問。但是,一旦當我們意識到當前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就必須回答,對比總量問題和需求側問題,結構問題和供給側問題處于什么位置。如果認定當前的主要矛盾又轉回到總量問題和需求側問題,那就需要另外一套話語體系來討論當前的經濟問題。如果不是,那就另當別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從長期大勢認識當前形勢。這提醒我們,當前經濟運行當中的許多問題,表面上是總量問題,需求側問題,實際上是結構調整過程中出現的陣痛,是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具體反映。我們必須牢牢記住,不管怎樣,總量矛盾、需求側矛盾都沒有超越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第三是政策主線的變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不動搖。在當前的背景條件下,我們已經意識到實施逆周期調節的必要性。逆周期調節主要是基于需求管理的政策體系來實施。站在需求側,緊盯需求總量搞對沖性逆向調節,這是需求管理的精髓。需求少了,增加需求,需求多了,就減少需求。我們意識到了這種必要性,因為形勢變了。但是有一點要注意,這種變化歸根到底是一種短期性、周期性變化。當立足于長期發展大勢看待今天的經濟形勢的時候,就要處理好逆周期調節和已經確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的關系。不能忘記或忽略了我們是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一下子跑回需求管理的軌道上去。為什么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說到底,是一個政策線索比較問題。逆周期調節是一條政策線索,但是當其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比較的時候,總有一條是主線,一條是次主線或第二位的主線,一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個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對短期沖擊需要進行政策調整,但時刻要記住,我們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宏觀經濟政策格局下去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絕不能遇到短期的沖擊和短期的矛盾就一下子忘記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

第四是宏觀調控的實施機制發生了變化。

過去,政府的宏觀調控主要依靠政策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一旦確定后,大家普遍關注政府會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去保證政策目標的實施。這種基于短期的經濟目標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或實施機制,所追求的往往是短期的平衡和穩定。現在我們瞄準的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而結構問題、供給側問題絕不是可以通過短期的政策調整就可以解決的,必須立足于長期的體制機制改革,最后的歸宿點是“改革”二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出,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加以實施,這是和以往不一樣的地方。

新階段不能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

高培勇強調,如果我們根據這四方面變化看待當前經濟形勢變化和中央關于經濟工作的總體部署,就會得出不同于以往的判斷,就會操用不同于以往的理念。概括起來就是立場、觀點、方法都有所不同。

比如,談到當前經濟形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用了兩句話加以集中表述。一句話是:“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另一句話是:“這些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既有短期的也有長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結構性的。”這兩句話說得很清楚,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的矛盾和問題。既有短期問題也有長期問題,既有周期性問題也有結構性問題,既有內部問題也有外部問題。

當來自兩方面的矛盾和問題一并向我們走來并交互作用的時候,尤其是2018年7月份以來,面對包括大規模增加基建投資、大力度減稅、擴大財政赤字規模以及大劑量增加或放松貨幣供給、放松金融監管等相關政策建議和主張,有必要特別警惕“慣性思維”。

“這些建議和主張無疑都是有針對性的。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如果這些建議和主張全部加以實施,是不是重新回到了高速增長階段?”高培勇指出,對比一下上述政策菜單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和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曾經實施的政策菜單,便可以發現:“簡單復制并不是我們所想要的結果。”

高培勇特別強調,如果重新回到高速增長階段思維去實施宏觀調控,那就可能意味著將宏觀調控理論和實踐已經發生的變化拋在腦后而滑入“慣性思維”軌道了。十八大以來,特別是中國經濟增速出現轉折性變化以來,我們在干什么?回過頭來看,這五六年的時間,我們一直在苦苦地探索如何維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尋找解決結構性、長期性問題的答案。2013年,中央做出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判斷。2014年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2015年提出“五大發展理念”,接著又提出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強調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十九大提出“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再加上不久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做出的一系列戰略判斷和戰略部署,所有這些,都在告訴我們:已經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應當也必須以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契合的理念、思想和戰略去看待經濟形勢,布局宏觀經濟政策。

高培勇進一步強調,如果我們重新走10年前、20年前那種刺激經濟發展的老路,那無疑意味著是要重走“大水漫灌”的增長模式。中央之所以一再強調不搞“大水漫灌”,就是因為我們曾經有過“大水漫灌”的慘痛教訓,許多人仍然對此記憶猶新。那不是我們想要的。

“既然重走高速增長的老路不是我們想要的。回到2008年、1998年大水漫灌的老路,也不是我們想要的,那么,當我們面對兩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的時候該怎么做?”高培勇指出,關鍵還是要立足于高質量發展。我們要把腦袋放在新時代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大背景下來思考問題,必須意識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別,把主次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結合在一起,通盤考慮,從而走出一條立足于高質量發展,解決短期和長期、外部和內部、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和問題的道路。

高培勇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給出了如何走出這樣一條道路的具體方案。比如說在投資問題上,會議提出,要發揮投資關鍵作用。這個投資與以前的投資不一樣的,是有效投資,投資的重點是制造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基礎設施和補短板。談到減稅的時候提出,一方面推動更大規模減稅、更明顯降費,另一方面要發展實體經濟,立足于給實體經濟減稅。談到貨幣政策的時候也在朝著如何避免“大水漫灌”,加強金融監管,而不是放松金融監管,走協調和融合的道路。

高培勇進一步指出,面對新形勢、新問題,我們不能因局部的、眼前的問題而改弦易轍,不能一遇到困難就從供給側跳回需求側。如何將穩定總需求舉措納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同結構調整巧妙對接,是當前宏觀經濟分析的焦點和難點。(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