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確定了經濟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轉變。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了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左右。委員們認為，在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下，這一預期目標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轉變預留了空間。

“我們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能不能達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時期我講了一個意見，等到人均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我們的日子可能就比較好過了……現在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兩三倍不容易。我們還是要艱苦奮斗。”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中共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第一次使用了國民生產總值（GNP）這個指標來規劃中國的經濟增長目標。

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30年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用國民生產總值指標來規劃發展目標。

不久后，鄧小平在回答來訪的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有關“中國未來現代化目標是如何構思？”的提問時，首次以國民生產總值為基本衡量指標，指出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00年，實現經濟總量翻兩番，使人均GNP達到800-1000美元，并特別強調為此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此后，由于GDP（國內生產總值）更能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實際生產規模和經濟景氣狀況，我國開啟了圍繞GDP（GNP）為增長核心指標，以20年實現翻兩番為目標的宏偉的增長發展規劃，從全國的發展和增長規劃，到各省市的經濟規劃，GDP增長成為核心規劃指標和考核指標。

一轉眼，40年過去了。以世界銀行提供的GDP數據為準，1978年中國的GDP約為0.1495萬億美元，全球排不進前十。而截至2017年，中國的GDP已達到12.24萬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二，40年時間，中國經濟總額增長了超過80倍……

“我是2002年底，也就是九屆全國政協的末期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辦公室工作的，可以說，我比較完整地一見證了十屆、十一屆和十二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們的工作。”劉冠峰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辦公室原主任。對他的采訪正值隆冬時節，據他說，差不多16年前的這會兒，也就是他剛來政協工作的時候，為數不多的幾場委員座談會上，聽到最多的討論甚至爭論就是圍繞經濟發展方式、模式該怎么變而展開。

2002年，我國GDP已經達到12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達到1135美元，與1979年鄧小平立下的目標相比，超額完成了任務。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冠峰說，他陸續結識了兩位大師，他們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式問題有著鮮明的理論和觀點。

一位是吳敬璉，他是最早提出并倡導市場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之一，從八屆到十屆，吳敬璉擔任了15年全國政協委員。

“當時還沒有高質量發展這個詞，大家主要談經濟發展模式或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吳敬璉提出中國經濟要由粗放式、外延式發展，逐步向集約式、內涵式發展轉變。”劉冠峰的回憶，拉開了一場對中國經濟由高速轉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變革的序幕。

2003年冬天，為配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準備工作，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組建了由15位全國政協委員組成的“十一五”規劃調研組，與有關部門同時進行調研工作。

2004年1月，當時已是74歲高齡的吳敬璉以全國政協“十一五”規劃專題調研組組長身份，掛帥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的調研。對于那次調研，吳敬璉的評價不低。他后來和身邊工作人員說，調研組成員充分發揮了政協的優勢，簡單說就是人才薈萃，地位超脫。所謂人才薈萃是指參加調研組人員來自學界、政府部門、企業界等各個方面，這是政協特色。

當年7月，全國政協常委會召開會議，對調研組形成的初步意見進行專題討論，與會者對照現實提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有幾位會上發言的委員，過去在政府擔任領導工作，他們講了切身體會和自己的兩個壓力，一個壓力來自政績，另一個壓力來自財政收入。

經過深入討論，專題調研組起草了研究報告。研究報告幾易其稿，在2004年底定稿。2005年，調研組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報送了《關于“十一五”規劃必須突出促進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建議》。后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成為“十一五”規劃的重要原則之一。

另一位是厲以寧。“厲老不僅直接推動了‘非公36條’（即《國務院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還寫了一本書，叫做《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談的就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體制轉型重疊期里的事。”劉冠峰回憶道。

2010年以后，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里圍繞經濟發展方式的建言者越來越多，但縱觀政協委員推動經濟轉型一以貫之的主線，是寧可速度慢一點，也要提質增效。

“經濟委員會有個內刊《經濟界委員通訊》合訂本，你翻一翻就會發現，每一屆都有委員提出經濟發展要從追求速度轉向追求質量。”劉冠峰這樣說。

統一的思路背后，必有激烈的博弈。比如GDP到底多少合適？即便是在委員內部，爭論也很大。有的委員就提出，百分之十幾的增速并不算快，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擺在這里了，但也有委員認為GDP百分之十幾就太快了，因為要實現這樣的增長，代價必然是拼能耗、拼資源、拼環境，而非靠創新驅動來完成，這種代價太大了。

在轉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解之中，越來越多的委員把打造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環境，放在了建言工作的首要位置。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營改增政策以及《電子商務法》出臺方面，政協力量同樣不容小覷，但委員們從不同角度建言中國經濟由高速向高質量轉換的真知灼見，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爭論中誕生的。

“全國政協從十二屆開始恢復創新雙周協商座談會，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每季度還會召開宏觀經濟座談會。可以說，委員們發言的機會越來越多，而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幾乎已經成為這些會議的議題之一。”在劉冠峰看來，大家圍繞建立現代經濟體系建言獻策的主軸有兩個：一是建立現代產業體系，說白了就是解決靠什么動力去創新發展問題，要解決的是生產力要素的問題；二是解決體制上的問題，也就是解決生產關系的問題。

40年改革路，櫛風沐雨，披荊斬棘。建言未來，委員們時刻保持著清醒的狀態。幾位接受采訪的全國政協委員都提到，中國正在轉向高質量發展，但遠未接近完成時。怎么才算高質量發展，這里需要大量的指標。比如產品質量達到什么標準，才能算作高質量了？品牌建設可能是一個方向。另外，對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也要變。但如何考核它們？過去那一套唯GDP論可能已經失效或者說不能完全依靠了，要求高質量發展，這個高質量又該如何界定？要集成起來看，統一考核。但現在這套新的考核體系還沒有形成。

還有委員說，一個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是現行的法律、規章與制度乃至政策，都是在粗放式發展過程中總結出來的固化東西，在高質量發展中，有明顯的不適應甚至脫節，怎么辦？這就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某種意義上來講，深化改革是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