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勢理論最早來自于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理論：各人、各國都發揮自己的絕對比較優勢，然后兩人、兩國進行交換，由于兩人、兩國都用最便宜的方式生產產品，不僅兩人、兩國的蛋糕可以做得更大，而且整個社會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斯密之后，大衛·李嘉圖提出了相對比較優勢理論：兩個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個在兩種職業上都比另一個人強，不過制帽只強五分之一，而制鞋則強三分之一，那么這個強的人可以專門制鞋，那個差的人可以專門制帽，然后兩個人再進行交換，這樣對雙方都更為有利。李嘉圖在此基礎上，把在兩個人之間適用的原理推至兩個國家：甲國生產毛呢和葡萄酒都比乙國效率高，但生產毛呢的效率更高，乙國雖然兩種商品的生產效率都不如甲國，但就乙國自己而言，葡萄酒的生產效率高于毛呢，于是甲國可專事生產毛呢，乙國可專事生產葡萄酒，然后兩國再進行交換，這就是兩國之間的國際貿易。李嘉圖發展了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理論，提出的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成為支撐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原理。

按照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會有如下的結論：發展中國家就應當一直生產襯衣之類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因為發展中國家具有勞動力便宜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很難或者不能擁有關鍵產業的核心技術，因為發展中國家不存在這方面的比較優勢。同樣遵照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理論，發達國家就應當出售他在關鍵產業的核心技術，因為它具有比較優勢，然而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發達國家恰恰對關鍵產業的核心技術實行了貿易保護，這就是當前美國的做法。對現實經濟活動的不可解釋性，使得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暴露出其先天的不足：

首先，李嘉圖把適用于個人之間的交易原理推演到了國家之間，認為在個人之間適用的、正確的原理，在國家之間同樣適用、同樣正確，這顯然是不對的。更何況，李嘉圖是站在發達國家的立場上思考問題的，如果照此實施，欠發達國家只能永遠生產低端產品，因為這是他們的比價優勢。如果永遠做低端產品，那就只能永遠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庸。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發達國家，就是因為他們不滿足于簡單地制造低端產品，而是為了國家真正的獨立和發展，依靠產業政策發展了很多關鍵產業領域的尖端技術，從而使本國的經濟發展不受制于人。也就是說，他們并沒有陶醉于做襯衫，而是在做襯衫的同時還學會了做技術含量更高的產品。逐漸地，一些本來需要向發達國家購買的產品現在不買了，可以自己生產了。世界經濟史證明，適時地擺脫傳統的比較優勢，提升自己的創新能力，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的正確選擇。

其次，比較優勢的內涵是因時代不同而不同的，是動態的。在人類社會產業層次比較低、技術含量普遍不高的階段，傳統的、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在經濟交往中起著比較重要的作用。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的時候，比較優勢體現為在科學技術的某一方面具有優勢。為什么一些自然條件處于不利地位，似乎沒有傳統比較優勢的國家能成為競爭中的佼佼者，比如以色列，農業技術卻相當發達，原因就在于一國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具有了比較優勢。

最后，創新能力比任何自然資源都重要。創新能力是一國經濟發展根本的、最具有決定性的比較優勢。近現代經濟發展史證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新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能，也是一國經濟發展處于不敗之地的根本條件。創新需要被激發，要有能夠激發創新的制度安排，因此，要想在創新能力方面獲得比較優勢，前提是要有一個利于創新的環境和制度安排。

對于一個經濟追趕型的國家而言，在發展的起始階段，可以發揮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以此換得發展之初最基本的資本和技術。當最初的發展已經實現，需要強身健體的時候，就要對傳統的比較優勢主動割舍、積極揚棄，及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技術創新和掌握核心技術上下功夫。發展中國家需要自由貿易，但同樣需要產業政策來推動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否則就會在自由貿易的過程中喪失競爭力。通過適當的產業政策形成在一些關鍵產業領域的核心競爭力，是后發國家步入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

201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包含十分豐富的內容，但最基本的是強身健體，是做強產業。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掌握關鍵產業的核心技術，形成與現代科學技術水平相適應的比較優勢。而要獲得科學技術方面的比較優勢，就需要千方百計、切切實實地推進實質性創新。

實現創新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市場自發形成的創新，這取決于創新的氛圍。創新的氛圍包括社會對創新的廣泛認同和參與，全社會推崇創新精神包容創新失敗，還包括創新資源的有效分配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另一種是由適宜的產業政策激勵形成的創新，這就需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具體到我國，就是一定要制定科學的產業政策，協調和組織企業在關鍵產業、關鍵領域實現創新突破、掌握核心技術。

（作者：李義平，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