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不清不白地活著”

張玉璽從看守所出來后第一件事，是去要地。“有了地才能活著。”張玉璽說，1998年村里分地時，他在看守所里，沒有分到地。

從看守所出來，已近10年光景，女兒、兒子幾乎不認得張玉璽，母親住在外村妹妹家附近，平時靠討飯、撿麥子維持生活。

父母住的地方，是一處十多平米的小窩棚。張玉璽出來后，拉來碎磚，在旁邊又蓋了一個大點的窩棚，在河南時，一家七口都住在這里。母親一直在這里住到去年去世。

“我原來的房子，1987年蓋的，磚我自己燒的，那幾年我種油菜、紅薯，收成好的時候能有一萬多收入。”張玉璽說，在農(nóng)村普遍是土房子的時候，他家第一個蓋起磚瓦房，買了全村第一臺黑白電視。生活穩(wěn)定下來后，他和其他人一樣種小麥、玉米，又養(yǎng)了豬、牛、羊。1992年夏天，母羊下了七八只小羊羔，張玉璽打算秋后賣掉。還有一只小牛犢，張玉璽不賣，等長大了留著配種。

張玉璽對生活的美好憧憬在打架后煙消云散。停尸五年的房子無法再住人，院墻和東廂房都倒塌，院子里長滿雜草。

要完地回來，張玉璽花50塊錢找律師準備寫訴狀，有法律系統(tǒng)的朋友告訴他，取保候審必須兩年結束后才能告狀，他才作罷。事實上，《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12個月，期滿后需公安機關進行解除。一年后，夏邑縣公安局并沒有給他解除取保候審。

“得活著。”張玉璽想，為維持生活，張玉璽和妻子段月霞帶著三個孩子前往海南建筑工地打工。他很慶幸當年出去都不需要身份證，工地上用工也不需要看身份證。他覺得愧對老婆孩子，拼命干活掙錢，有時候加班能連著干一天一夜。“壓抑的時候會掐自己，越煩越干活，干起活兒來就不想了。”這一干就是十多年。

工地上，張玉璽用別名“張超印”。他從來不會提起蹲看守所的經(jīng)歷，怕孩子被人笑話。“一直給別人蓋房子，自己在老家卻連個屋都沒有。”妻子有時埋怨他，他開玩笑說，“要不是我，咱們也不能來海南看大海。”

段月霞并不喜歡大海，她很少開心，難過的時候會躺床上睡覺，但是睡不著，“以前的事跟放電影一樣過。”2007年，因為兒子上高中需要學籍，他們回村辦戶口，村里人說：“打死人那家的回來了。”段月霞聽到悄悄哭了。

張玉璽想，不能再這么不清不白活著。“我不覺得我有罪，覺得怎么著都得把冤伸了，不能讓人看不起。”回海南后，張玉璽會悄悄留意法律方面新聞，找舊報紙看。2003年，張玉璽曾找過海南一位律師幫他申訴，律師打了一圈電話，告訴他“聯(lián)系法院，法院說退回檢察院了，聯(lián)系檢察院說退回公安局了，聯(lián)系公安局說補充偵查之后又遞法院了”。

轉了一圈又回到原點，律師不想再打電話問了。“律師費至少一千，我一天才掙四十塊錢，還得租房、吃飯、供孩子上學，請不起啊。”張玉璽翻報紙，找那些可以免費幫助農(nóng)民的律師。確實有律師不要律師費，但需要報銷差旅費，張玉璽也掏不起錢。

張玉璽只能每年回河南收麥時去找找法院和鄉(xiāng)政府，但是沒有回應。

在這期間，兩個兒子回老家借住姑姑家上了高中，又考上大學。“這幾年啥錢沒落住，就供了倆學生。”張玉璽說。

2015年，兩個兒子在鄭州的工作穩(wěn)定下來，張玉璽和妻子也先后回到河南，與兒子住在一起。

6月27日，河南商丘夏邑縣，張玉璽帶著律師徐昕到老家村里，了解當年打架事件的具體地點、過程及細節(jié)。

看到司法解釋燃起希望

201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開始施行，將七種“疑罪從掛”情形認定為刑事賠償中的“終止追究刑事責任”，包括取保候審、監(jiān)視居住法定期限屆滿后，辦案機關超過一年未移送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撤銷案件的情形，明確“疑罪從掛”案件受害人有權獲得國家賠償。

張玉璽關注到了這一信息，2016年初又看到了河南三門峽市高炎龍“疑罪從掛”的報道。據(jù)媒體報道，1992年高炎龍被指搶劫殺人，上訴后，1998年河南高院發(fā)回重審，當年8月取保候審后，至2015年底再無說法。2016年1月，高炎龍?zhí)岢鰢屹r償申請，當年9月河南省高院作出國家賠償決定，向賠償請求人高炎龍賠償72萬余元，并在他居住地以公告形式為其消除影響、恢復名譽。高炎龍拿到賠償后，在鄭州開了一家“高炎龍胡辣湯”店，張玉璽非常羨慕。

高炎龍的經(jīng)歷與張玉璽案較為類似，看到高炎龍成功申請國家賠償，張玉璽一度燃起希望。

2016年上半年，張玉璽找鄭州一位律師，向夏邑縣人民法院遞交國家賠償申請書，要求賠償被羈押3357天的賠償金813401.10元，精神損害撫慰金284690.38元，共計1098091.48元。

張玉璽想著，等申請賠償成功后，希望能在老家蓋一套房子，與妻子回到農(nóng)村種地。

然而，從2016年7月11日立案以后，沒人給張玉璽一個說法。直到今年6月1日，張玉璽在河南高院訴訟服務自助平臺查詢才得知，他申請夏邑縣人民法院違法刑事拘留賠償一案，在2016年9月7日中止，中止的理由為“其他應當中止訴訟的情形”。

由于律師費問題，張玉璽與鄭州的律師解約，隨后又連續(xù)找了三位律師，“律師費也出了、差旅費也花了，但絲毫沒有進展。”

從2016年底，張玉璽多次到河南省高院、商丘市中院、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反映情況，接待人員登記他的情況，回復一句：“回去等著吧。”

“真是跑夠了，我有時候會想，如果我死在法院門口會不會就有人關注了？”不理智的想法一閃而過，張玉璽說他還是相信法律最終會給他公正。

張玉璽多次前往夏邑縣人民法院，但聯(lián)系不上辦案法官，根本進不去法院反映情況，也無從得知案件的最新進展。新京報記者聯(lián)系夏邑縣人民法院，對方表示，目前已經(jīng)調閱張玉璽案所有卷宗，正在處理此事。

“再試一回吧，總得有個說法。”張玉璽說。

采寫/新京報記者 趙朋樂 攝影/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