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三代的“琺瑯彩”

琺瑯彩瓷器僅見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它既有銅胎畫琺瑯器的端莊秀麗，又有瓷器清雅明麗的風采，以潔白細膩的胎質、瑩潤如玉的釉面、明快艷麗的色調、精湛絕倫的畫工，成為清代皇帝與后妃們賞玩的御用瓷器，在清宮內獨領風騷近百年，但其制作過程頗費周折。

據了解，在清代，琺瑯彩的彩料要從國外進口，由宮廷畫師出具樣稿，燒造分兩地完成，先在景德鎮燒成精細白瓷，然后解運至北京，再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由畫師彩繪后，經過低溫兩次燒成。每件琺瑯彩瓷器燒成后都要經皇帝過目品評，并且登記造冊。據《清檔》記載，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賜給暹羅（今泰國）國王各色官窯瓷器共146件，其中僅有一件是琺瑯彩；內廷大臣中也只有年羹堯在多次懇請下，才獲賜一件；乾隆皇帝甚至下旨規定“庶民弗得一窺”。

琺瑯彩瓷器的燒制難度極大。據《清檔》記載，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四月雍正皇帝傳旨燒造一件琺瑯彩小瓶，直到八月才燒成，其間歷時四個多月，依照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的優越條件，燒造一件琺瑯彩小瓶尚需100余天，可見琺瑯彩瓷器的燒制工藝要何等復雜。

由于琺瑯彩瓷器的燒制難度極大，再加上制作成本昂貴，因此到乾隆中期清宮內務府造辦處不得不停止燒制。所以，流傳至今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琺瑯彩瓷器總數不超過500余件，可謂彌足珍貴。

以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為例，其原為清宮舊藏，傳世品僅有2件，另一件現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與香港蘇富比春拍的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原本應為一對，在布局和色調上均皆互相匹配，如出一轍，而且所繪的花卉紋搭配各異，互為映襯，別具風味。

那么，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為何會從清宮流落到民間呢？

溥杰挾帶出宮

原來在這其中還有個小故事：1918年45歲的英國人莊士敦來到紫禁城，成為14歲的末代皇帝溥儀的英語老師。在莊士敦的影響下，少年溥儀充滿了對外面世界的濃厚興趣，迫切希望能夠出國留學。為了籌集留洋經費，便將宮中珍藏的許多寶物以賞賜的名義由弟弟溥杰帶出紫禁城。

當然，溥儀想逃離紫禁城并出國留學的夢想，因為其父親載灃的堅決阻撓而沒有成功。1924年“清室善后委員會”在清點溥儀的書房毓慶宮內的物品時發現了《賞溥杰物品清單》，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赫然在列。

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從紫禁城流落到民間后，幾經輾轉反復，大約在上世紀30年代漂洋過海，來到英國倫敦。1938年此碗由歐洲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亨利·奈特收藏，直至其去世。亨利·奈特是荷蘭人，與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是大學同窗，二人均為中國古代藝術品的收藏愛好者，志趣相投，成為好友。1986年此碗由日本的石油企業巨頭“出光興產株式會社”購入，作為其名下的私人美術館———東京出光美術館的藏品進行展示，并被編入東京出光美術館的藏品目錄之中。

近年來，東京出光美術館為籌集經費，選擇將部分藏品拍賣，其中就包括今年香港蘇富比春拍的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

沒有被溥杰帶出紫禁城的另一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在1949年被帶到臺灣，成為了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

有學者認為，此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在這次香港蘇富比春拍中能夠拍出2.39億港元的天價，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是它的珍稀性。琺瑯彩瓷器僅燒造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燒制難度巨大且制作成本昂貴，所以傳世的總數不超過500件，可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

第二是它的藝術性。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是所有傳世的康熙琺瑯彩瓷器中色彩最艷麗的，大量使用西洋彩料，發色明艷通透，暈染細致有層次感，這在傳世的康熙琺瑯彩瓷器中是不多見的。

第三是它的傳奇性。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是康熙皇帝閑暇時的賞玩之物，從康熙皇帝向西方使臣展示天朝上國的稀世珍寶，變成為宣統皇帝籌集留洋經費，漂洋過海后又因收藏者亨利·奈特而與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有了交集，后來又來到了東鄰日本，成為日本石油巨頭的囊中之物，最后卻因為日本經濟不景氣而現身香港的拍賣市場，成為全球藝術品拍賣的標志性拍品，也是全球藝術品拍賣的領跑者，成交價格更是創下了康熙官窯瓷器拍賣新的歷史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