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５月３１日電特稿：從《黑貓警長》到《大魚海棠》——中國動畫走向改革開放的４０年

新華社記者丁宜　凌朔

四合院里，大槐樹下，一臺９寸黑白電視機，一集幾分鐘的國產動畫片，能吸引一整條胡同的孩子們……上世紀７０年代末那些定格在人們生活里的畫面，被動畫片的簡單線條和單調色塊調和成最斑斕的時代記憶。

時光荏苒，那些孩子們如今已步入中年。而承載了幾代人童年回憶的那些動畫形象，從計劃模式切換到市場驅動，從偶有亮色到集體出海，從拿來主義到走遍全球。它們和許多弄潮兒一樣，在開放浪潮中摸爬滾打，汲取智慧，不斷前行，譜寫一段４０年動畫史。

“小蝌蚪”不找媽媽找市場

每個孩子心中，都有自己的動畫英雄。６０后程女士忘不了找媽媽的小蝌蚪；７０后李先生偏愛大鬧天宮的孫悟空；８０后“辣媽”張女士喜歡三個和尚；９０后小劉曾夢想當黑貓警長；００后男孩樂樂癡迷于智斗灰太狼的喜羊羊……

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生產了一批優秀動畫作品，在世界動畫電影市場形成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國電影動畫流派。其中，中國第一部水墨動畫電影《小蝌蚪找媽媽》獲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短片銀帆獎、法國阿訥西國際動畫電影節短片特別獎。而《大鬧天宮》則被外媒評價為“完美地呈現了中國的傳統藝術風格”。

那時候，無論小蝌蚪還是孫悟空，畫什么、怎么畫，都是計劃經濟說了算。改革開放取消“統購統銷”后，小蝌蚪需要自己尋找的不再是媽媽，而是市場；金箍棒再厲害，也不得不接受票房這個緊箍咒的牽引。

“伴隨中國電影整體走向市場化，中國動畫電影也以不可逆之勢邁向市場化。”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近日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經過較長一段時間陣痛，隨著中國對動畫電影的重視、廣大創作人才集聚，中國動畫電影近年來出現新的積極變化。他期待未來通過市場化手段有針對性地提升中國動畫企業的自身能力，推動中國動畫電影更公平、更高效、更可持續發展。

一個“葫蘆娃”成不了大氣候

在北京電影學院的講堂上，陳焱激情四射地開著講座，題目是“好萊塢電影產業在全球的新戰場”。

１９８５年，陳焱赴美求學，獲俄亥俄州立大學電影文學碩士及南加州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她曾在索尼、米高梅、米拉麥克斯、派拉蒙等好萊塢影業巨頭公司工作，如今是好萊塢中國傳媒咨詢公司總裁。

“改革開放為中國動畫電影的發展帶來更開放的國際合作機會與渠道。”她十分看好中國電影在發展趨勢、規模和市場方面的巨大潛力。

以中美合資東方夢工廠為代表的中外合作項目助力本土創意與人才走向國際化；中國在全球最大動畫電影盛會之一、素有“動畫奧斯卡”之稱的法國阿訥西國際動畫電影節上擔任主賓國；《大魚海棠》《大世界》等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動畫電影頻頻亮相國際權威電影節，擒獲大獎或入圍主競賽單元……

在幾十年的奮斗中，中國動畫人慢慢悟出一個道理：孫悟空要到國際市場的“天宮”中才能鬧出動靜；葫蘆娃必須齊心協力，才能打敗一個又一個對手。于是，告別早期的單打獨斗式“出海”，國產動畫電影近年來加速群體性、規模化“出海”，不斷積累自身的整體國際認知度。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索亞斌對記者說，在中國電影群雄逐鹿的“戰國時代”，動畫電影或將成為中國電影走出去的重要突破口。

會創新才是“熊貓”的真功夫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１９９８年，當《木蘭辭》的主人公被遠在萬里之外、隔有“文化關山”的迪士尼公司搬上銀幕并取得巨大成功時，許多中國動畫人一邊陷入“問女何所思”的困惑，一邊思索如何從模仿走向創新。

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孫立軍不諱言，自己就是改革開放的典型縮影和受益者。“從我的親身經歷可以看出，經歷了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動畫電影正經歷一個從‘模仿’到‘原創’的過程。”

上世紀８０年代，孫立軍在北京電影學院學習動畫專業，后留校任教。之后他赴香港學習計算機三維動畫，一邊搞教學一邊在商業公司從事動畫實踐，在業內被認為是身跨學界和產業界的雙面手。

改革開放以來，好萊塢迪士尼旗下工作室、有“日本動畫好萊塢”之稱的吉卜力工作室、世界動畫教育名列前茅的法國戈布蘭動畫學院的暑期工作坊，都留下中國電影人向美日歐等動畫產業發達國家“取經”的身影。

“但目前跟隨和模仿日美動畫的痕跡很重，中國需要建立自己的美學理論體系，培養本土高端動畫人才。”孫立軍強調。

近年來，北京電影學院阿達實驗班應運而生，旨在“培養兼具家國情懷和貢獻精神的本土動畫人才”；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聯合實施“動漫高端人才聯合培養實驗班計劃”，搭建了人才選拔、課程教育、實踐應用和創作展示的平臺，逐漸形成一條中國動漫人才培養特色之路。

中國動畫人參悟到，熊貓阿寶永遠無法從精通功夫的老虎、猴子、仙鶴、毒蛇和螳螂身上習得真正的武功，只有發揮自身優勢，才能打出熊貓拳和肚皮功這般可以笑傲江湖的武林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