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場手術

沒有人主動提起那些傷痛的過往。

7層高的電廠大樓塌成了兩層，預制板像餅干一樣，一塊塊擠在一起，人鉆進去，像進了蜘蛛洞，這個洞和那個洞相連，空氣中都是遺體腐爛的味道，“嗡嗡嗡”的，蒼蠅直往臉上撞。

生命通道被打開后，楊欣建醫生鉆進了那個約一米寬的洞，他彎著腰走下去，先是一段向下的路，在約莫一層半樓高的位置右轉，前行3米左右，再向下走了七八米，洞越來越狹小，走到盡頭，映入眼簾的是一根房梁，房梁下面壓著一雙穿著皮鞋的腳，那是虞錦華。

打開頭燈的那一瞬間，楊欣建被“嚇蒙了”，他好想出去透口氣。燈光下是一張披著頭發的臉，臉上都是爛泥，被困了六天六夜后，這個極度脫水的女人離自己不到半米，一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非常興奮地問，“是醫生嗎”，然后不停地說話。

楊醫生試圖安慰她，開始拉起了家常，“不要害怕，我也是四川人，我做手術很厲害的”。

“我才不是你們四川人，我是江西人”。

“江西人我也很熟，我大學實習都在江西，對江西很有感情”。

楊欣建說，這些話，不僅是安慰虞錦華，更是安慰自己。

空間狹小，他只能側躺著做手術，虞錦華在他的斜上方，他很擔心虞錦華會因為術中疼痛用手抓自己影響落刀，又擔心這個虛弱的病人堅持不住這場體力鏖戰，失血過多而死亡。

剪開褲子、在膝蓋附近注射4管麻藥后，左腿膝蓋離斷手術開始。虞錦華感覺到疼痛，哇哇叫，楊欣建稍稍放下心來，外科醫生最不怕叫，就怕病人不叫，不叫那可能是休克了。

通常情況下，膝關節離斷手術需要幾個人配合，醫生一邊離斷，助手一邊抬起小腿留出縫隙，手術刀沿著縫隙一點點切割后，助手需要大力牽拉，這些工作，楊欣建只能自己獨自完成。

很順利，左腿的剝離只用了20多分鐘，出血量只有十幾毫升，他松了一口氣，接下來被壓得更嚴重的右腿，由杜冬進行手術。

第一刀下去，虞錦華感覺不到疼痛，這不是一件好事，杜冬需要加快速度了。

余震不斷，能聽到石頭砰砰往下砸的聲音，外面的官兵大喊，“趕快上來”，杜冬和楊欣建都沒有動。爬出去的時間，再爬進來的時間，虞錦華根本耗不起，杜冬只想著趕快做完，最后大家一起出去。

驚險的一幕出現了，刀片碰到一塊硬物，忽然斷在里面。如果繼續伸手分離，杜冬的手很可能被刀片劃破。

當時，廢墟里被懷疑有傳染性很強的氣性壞疽，任何傷口都存在生命危險。冷靜下來，杜冬繼續解剖，很幸運的，刀片找到了。

手術結束后，虞錦華被抱到了一塊床單布上，由消防官兵懸空托著出去。被困150個小時過后，她第一次看到了光，那是一盞亮著的礦燈，像星星撲到了眼前。

人群開始振奮，烏泱泱的腦袋圍過來，有人大喊了一句“快幫她蒙上眼睛”，她便休克過去。

命是賺來的，沒有太多資格悲傷

再醒來時，虞錦華躺在成都的醫院里。

隔著玻璃，她遠遠地見到了楊醫生和杜醫生，人很多，她有些認不清他們的樣子。她向他們揮了揮手，杜冬感覺到了一種自豪感。

“當醫生什么時候最開心？手術成功，病人活下來了。這一次我們雖然是做破壞性的手術，截肢，但是讓她獲得自由，讓她獲得生命，這就挺自豪的。” 杜冬說。

由于傷口感染，虞錦華先后經歷了幾次截肢手術，兩條腿都在大腿處離斷了。所有人都告訴她，以后安上假肢，還能走路，她心里清楚，這是安慰。

最初那幾個月，虞錦華總是睡不著，“好像就是怕錯過什么”。她稱呼掩埋自己的地方為“里面”，在“里面”的時候，她很怕聽不見救援者的呼喚，瞇一會兒就要醒過來，如今獲救了，睡個十來分鐘就要驚醒。

夜深人靜的時候，她總是擔心，如果不能走路，以后要怎么辦呢？人活著不就是要對社會創造價值嗎，如果我不能創造價值，為什么要活著？

每當很絕望的時候，她都會提醒自己，你的命是那么多人辛苦救回來的，怎么可以不好好活？

后來，她漸漸接受了，如果沒辦法創造物質的價值，那就創造精神的價值，“我開心地活著，就是對社會對家庭的貢獻，那些救我的人，我的家人朋友，他們都希望我開心”。

她的朋友也安慰她，你前半生過正常人的生活，現在過殘疾人的生活，別人過一輩子，你過兩輩子。

在醫院的康復科，這群震后余生的人，互相鼓勵著開始了新生活。天氣好的時候，結束檢查和治療，他們會坐著輪椅，去醫院附近的小麻將館打麻將。由于麻將館上廁所不方便，他們男的帶著礦泉水瓶子，女的帶著塑料袋，想小便了便拉個屏風，就地解手，嘻嘻哈哈一陣，繼續擺龍門陣。

虞錦華說，康復科里截肢的人很多，有人因為工傷，有人因為車禍，但不知道為什么，經歷地震截肢的人，和其他人面貌完全不同，有一種莫名的樂觀。他們總覺得，比起逝去的人，他們的生命是賺來的，沒有太多資格悲傷。

與地震和平共處

楊欣建回到深圳以后，稱了一下體重，去四川前，150斤，十五天過去，不到130斤。

他接受了幾天心理疏導，便又開始了日常工作，查房、手術，在病房和手術室兩點一線。

回來頭一個月，他每天都會接到很多“慶功”電話，朋友夸他，“老楊你帥極了，你救人的照片要在人民大會堂掛半個月”，他根本開心不起來，常常大哭。

楊醫生是軍醫出身，在此之前，印象中自己只大哭過兩回，一次是從小帶大自己的外婆離世，另一次是和妻子離婚，不知道為什么，從四川回來之后，只要想起那些逝去的人，他的情緒便會失控。

“我總感覺，地震對救援者心靈上也是一個很大的創傷，我是醫生，去世的人見多了，但是頭一次感覺到人類在自然災害面前如此悲涼，你會覺得生命很渺小，很無奈”。

他對狹小的空間開始恐懼，不能坐在角落，不能在過于低矮的地方停留。長達三年的時間里，他一登機就心慌，慌什么呢，他也不知道。由于工作需要，楊欣建常常需要飛往歐洲參加學術會議，每次買票都標注，必須要“sideway”(過道)的座位，那樣他才能堅持完全程。

這十年，楊醫生和杜醫生從來不看關于地震的報道，他們常常見面，卻從不談起“那件事”。只要回想起廢墟里手術的場景，楊欣建都會體會到死亡的感覺，那是一塊傷疤，每回想一次，都是一種刺激。

經歷過這場手術，唯一值得告慰的事情是，離開映秀以后，關于生命、關于活著、關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像一下子清晰起來。

杜冬記得，映秀小學有兩個在操場罰站的學生，他們沒有跟父母一起走出去，離開災區，而是留下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水源污染，醫療隊得抽派人手到山頂上打水，這兩個七八歲的孩子，每天默默地拎著壺去山頂打水，回來燒好給醫生送來。

他還記得映秀小學去世的孩子們，一排排躺在那里，地上很臟，有父母給孩子裹上白布，寫著，“父母愛你，希望你在天堂一切都好”，有父母用木板寫上孩子的名字放在一旁，像個小小的墓碑。

回深圳后，他告訴自己的孩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難，都不能放棄自己的生命”。

他也不再苛求兒子一定要考一百分，一定要排在前幾名，希望他以后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就足夠了。

十年過去，這個五月，楊欣建醫生決定和深圳醫療隊一起回來，看一看曾經戰斗過的地方。

這是他震后第一次回到四川，他見到“虞大姐”，看她生活得很好，心里很寬慰。“她是很辛苦，但活著和死去是不一樣的，一個家庭里面有一個人和沒一個人是不一樣的。孩子有媽媽，丈夫能有妻子。”

虞錦華在介紹她養的一株花兒。新京報記者 羅芊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