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劉偉

2015年底,黨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中國宏觀經濟擺脫低迷、企穩回升作出了巨大貢獻。

隨著中國宏觀經濟、政治生態環境以及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基礎、面臨的各種問題和矛盾都發生了變化。這決定了今后一定時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難點、方式、方法和路徑都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深化。

一是全面從嚴治黨、反腐倡廉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表及里、由一般運行問題向深層次利益和權力關系的深化具有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二是宏觀經濟企穩使中國經濟的核心目標必須轉向“控風險”基礎上的“促改革”,這就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聚焦到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幾大領域之上,要求我們必須從一般性結構調整轉向基礎型關鍵性領域的改革。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兩年多的實施已經順利完成了前期階段性任務,必須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所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首先,在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的基層創新不足,地方實施過程中存在兩極化現象———要么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做一個筐,從而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表象化、泛化、形式化;要么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去產能”或“去庫存”,沒有任何其他政策和改革的配合,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運動化,簡單復制中央方案。其次,過度依賴行政化措施,攻堅戰成果缺乏制度基礎和市場基礎,存在反復的可能。第三,部分領域重點不突出,很多攻堅戰并沒有抓住改革的“牛鼻子”,導致部分改革效果并不明顯。例如去產能沒有強化對“僵尸企業”的整頓;去庫存沒有強化三四線城市的問題;去杠桿用力太輕,過去偏重“穩增長”而輕視了“控風險”的重要性等。

因此,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難點、方式、方法和路徑都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深化。

改革的重點要通過問題導向的改革調整,逐步觸及新常態深層次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開啟基礎性和引領性的制度改革。一方面要認識到,結構性矛盾是要素配置扭曲,要徹底解決問題,根本途徑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另一方面還必須認識到,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不僅在于有效市場的構建,更重要在于政府的改革,政府職能、機構設置以及權力模式的改革對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顯得尤為重要。例如,“去庫存”必須與房地產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建設相聯系,“去產能”必須與企業軟約束機制改革相聯系,“去杠桿”必須與金融體制改革相配套,“降成本”必須與各類成本形成機制改革相聯系。而這些直接相關的改革最后落腳到國有企業改革、政府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社保體制改革等具有基礎性和引領性的改革之上。

在改革方法上,要遵循改革的邏輯,抓住改革的主要矛盾,創新改革的方法和手段。例如,在去產能方面,更多運用市場手段,通過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法律法規和標準去產能;在房地產調控方面,擺脫對短期行政管控辦法的過度依賴,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我國國情和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與長效機制。

在積極拓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廣度同時,更要注重改革的深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領域已經從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拓展到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和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平穩發展等領域。從工業領域拓展到農業領域和振興實體經濟,從單純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拓展到基礎性制度建設。因此,要明確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當以“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為核心,以“破”、“立”、“降”為重點。

要把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結合起來,貫徹穩中求進總基調,在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的前提下,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增長、就業、通脹等宏觀指標的協調,保證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特別要認識到,需求管理除了短期的需求總量管理,也有深層次的中長期需求結構管理,特別是收入分配政策和改革對于宏觀經濟供求動態平衡的作用是我們必須高度關注的,同時必須堅定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否則深層結構性失衡難以緩解,宏觀總量失衡必然加劇,甚至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窗口”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