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作為“混改”前置條件的公司制改革已基本完成,我國國企改革進入快車道;可以預見,隨著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相關政策舉措的全面落實,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產權保護制度將會更為健全,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融合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將會邁上更為廣闊的舞臺,也必將成為我國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的有效載體和長久動力。

2017年可謂是國企改革的“施工年”,國企改革動作頻頻,措施不斷落地、階段性進展顯現,主要體現在:一是兼并重組加速啟動。2017年央企數量首度縮至兩位數,減為98家,11月28日,由原國電集團與神華集團合并重組而成的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重組后公司的資產規模超過1.8萬億元,堪稱能源領域“巨無霸”。

二是員工持股有序鋪開。全國21個省市共選取126家企業開展員工持股試點。三是公司制改革接近尾聲。央企集團層面公司制改制方案已全部批復完畢,各省份國資企業的改制率也已達95.8%,超過20個省份的國資委所監管的一級企業全部完成公司制改制。四是混合所有制重點推進。央企中已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業戶數占比68.9%;前兩批共19家央企混改試點中,通過混改將引入各類資本約3000億元,其中聯通、東航的央企混改試點已形成重要突破,有望在更大層面引起示范效應;第三批31家試點企業已經國務院批準,正在按照方案落實。

回顧國企改革的40年進程,從1978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后圍繞“放權讓利”的初步探索期,到1994年圍繞“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制度創新期,再到2003年國資委成立至今,圍繞“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國有資產的分類、國有資本的監管體系、國有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運營方式”等問題,全面進入縱深推進時期,改革的力度、深度、廣度均前所未有,大力發展全新意義上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對于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充分激發一切積極因素推動社會財富創造,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都有著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隨著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的持續推進,中國國有企業已從政府行政機關的附屬,逐步發展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與經營者,成為獨立運行的市場主體,并在國內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中發展壯大,呈現出更強活力和競爭力。

同時,通過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單一微觀經濟結構已得到顯著改觀,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混合經濟;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深入推進,公司治理結構逐步規范,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逐步深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國有企業在保持我國經濟穩定增長、推進我國快速地工業化進程、提高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更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

然而,在國際環境錯綜復雜、國內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時代背景下,擁有全球最為龐大的國有經濟體系的中國,在國企改革這一世界性難題上仍面臨諸多掣肘,如存在改革推進不平衡、體制機制不健全、布局結構不合理等問題。

2018年,要繼續啃下深水區中的一個個“硬骨頭”,國企改革的目標需優化、要求需提高、措施需落地、步伐需加快,重點在多管齊下加快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是要加大政策解讀和成果宣傳,學習、總結、借鑒第一批和第二批混改試點的新亮點、好方法,消除地方和國有企業領導對混改的認識誤區,調動民營企業的參與積極性,形成更為強大的改革動力。

二是要打好“組合拳”,注重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協調配合,使多方面的改革舉措協同發力。

三是要因地制宜,細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政策,制定配套的實施細則,打通改革推進的“最后一公里”,如混改中的增量稅負處理、土地處置和變更登記、國有企業分類的具體操作辦法、職工勞動關系調整、原在企業管理的離退休人員交接等。

四是要完善改革后的退出機制,以消除民營企業進入之初的顧慮。

五是轉變監管模式,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已經不再是單一股權的純粹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必須從管企業轉向管資產,倒逼國有資本市場活力的提升;各主管部門也要有效破除政府干預企業經營決策的行為,最大幅度地減少涉及企業的行政審批事項,使混合所有制企業去行政化、去部門利益化,更加在我國市場經濟中快速成長。(莫開偉 中國不良資產行業聯盟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胡慧娟 地方銀行監管部門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