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大快樂

在金莉的書柜里,和一些珍貴合影放在一起的有一座金色獎杯。金莉捧著它語調歡欣地介紹:“這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個獎,是學生們評出來的。”獎杯底座側面有一行字:“首屆:感動北外———我最喜愛的導師”。

金莉的教師生涯跨域比較大,當過小學老師、中學老師、大學老師。三個階段不同的身份體驗,讓她對教師的職責認識更深:“中小學老師更多是知識的傳播和講授,大學老師則一定要參與生產知識這個過程。”在金莉看來,要想生產知識,個人必須具備足夠的學術能力。

在美國上課時,導師提到過一些女性作品,出于對獨立精神的高度契合,金莉把美國女性文學研究作為自己的學術方向。1994年,博士學成后,一家三口攜手歸國。彼時金莉有一個簡單宏大的理想:“給自己10年時間,讓學界從白紙黑字中認識我是誰。”

“人生一大快樂,就是能把飯碗和愛好結合起來。”金莉用ENJOY來形容自己做學術的狀態。在學界有一個共識:學者只有學術做好了,才能受到別人的尊重。金莉改為:“一個女學者學術做得好,會更受人尊重。”這也是金莉對女性研究者如何應對性別不公正待遇的側面回答。

文史哲研究者都知道,囿于學科特點,文科研究的風格是點點滴滴、增磚添瓦式,需要靠不斷積累,一步一步把研究向前推進。“一條道走到黑,也就越走越亮了。”如今,金莉早已在學界站穩腳跟。大家提到美國女性文學研究,一般都會提到她。

每年圣誕節前,金莉都不忘給自己在美國的博士生導師寫一封郵件,問候并匯報自己這一年來的學術成果。“我現在帶博士、碩士的很多做法都承襲自他,至今受益。”可在當年,金莉讀博的13門課程中12個A,唯一的一個B+就是他給的。

“他每個星期都要跟我見面,上論文討論課。我博士論文的每一章他都認真地進行了修改。”金莉自己做導師后也把這種嚴格精神帶到教學中,她多年堅持一個原則:學生博士開題報告改三稿,博士論文改三稿,一個學生一個方向,改一稿談一遍,不斷質疑觀點和論證,使他們的論文不斷完善。其實在金莉眼里,中國文化語境下的博導和博士,相當于行業里師父和弟子的關系,因為導師的學問、人品甚至教學風格,都會通過弟子一代代傳下去。

有時,金莉能在這些優秀弟子身上,看到自己當年求學的影子。

大弟子報考金莉博士生時,將近40歲。他寫信問金莉:“您會不會嫌我年紀大?”金莉回復:“沒關系,我自己讀博就是36歲。”

有一個女學生想報考金莉的博士生:“不知道我能不能帶女兒讀博?”金莉回復:“當年我在美國讀博也帶著女兒,只要你能安排好。”

2017年12月一天,金莉在名為“北外金門”的弟子微信群里發布了這一條信息,“好消息,李芳通過博士后論文答辯,祝她出站順利!”金莉帶過和正在帶的28個博士、5個博士后都在這個群里,“好像一個大家庭。”

每年,這個大家庭會在兩個日子相聚,一個是3月金莉的生日,一個在9月的教師節。被弟子簇擁著的金莉聽著他們各自的成就,有時會想起自己同為大學教授的父親,“父親就喜歡跟學生們在一起,生活對他最大的獎勵就是學生的理解和尊重。我也是。”

“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做些事”

連任了4屆的金莉,2017年起不再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了。“我剛當人大代表時,女兒才那么高吧。”從1997年到現在,女兒的個頭早已經躥過了金莉。20年間,金莉的社會身份不斷增加———兩屆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兩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兩屆北京市學位委員會委員……

九三學社社員,高知,俄羅斯族,女性,下過鄉,留過學集于一身,金莉符合黨外選拔干部的全部標準。2005年,她被任命為北外副校長,分管人事、科研、研究生等。

行政職務的增加,意味著學術時間就會減少。“當了副校長,學術基本就丟了。”金莉不這么想:“校領導都是暫時的,我將來還要回到教學崗位的。”懷抱著“學術不能丟”的堅定,金莉就“自己累”。

有一年,學校組織去澳大利亞考察學習。當地一個太平紳士負責接待,在相處幾天后,他對金莉感慨了一句:“你是我見過最不像校長的校長。不過,校長就應該這樣。”

沒有官架子的金莉更是個“超女”。曾與她共事多年的北外統戰部部長張薈霖分享了一個令她難忘的細節:2013年金莉在將卸任副校長那一年,某學院想引進一個中青年骨干教師,可原單位不放,身為副校長的金莉就去對方單位做工作。出發當天上午,金莉還獨自去醫院做了胃鏡全麻檢查。拔了胃鏡管,下午就去趕飛機。

“實在太忙了。”惜時如金的金莉還專門計算過,每年參加北京市人大、全國政協、九三學社的會議,加起來有兩個月。她不覺得開會就是履職,要有實際行動才算真正履職。2007年,時任九三學社北外支部主委的金莉在校內發起一項助學活動:在本科二年級學生中選一名家庭貧困、學習良好品格端正的大學生,每年資助4000元~5000元直到大學畢業。資助款采取支部內自愿捐款的形式,不足部分金莉補齊。到現在,九三學社北外支部已經資助到第四個大學生了。

更看重學術,不意味著金莉對行政工作表現懈怠。“既然在那個位置上,就要盡職盡責。”2006年,金莉參加中央統戰部組織的一個學習班,行到蘇杭時,學校來電話,金莉分管的科研工作有一個緊急任務。她馬上去找帶隊負責人請假:“不好意思,我要早回去兩天,學校有事。”旁邊有人悄悄跟她說:“這是在考察新的全國政協委員,請假會有影響。”她不假思索道:“無論什么委員,都要把本職工作干好吧。”

事實上,2007年金莉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后,才真正開始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和民族界人士打交道,隨著民族意識的增強,“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做些事”的想法愈發強烈。

10年履職期間,金莉隨全國政協調研組走過為數不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她調研發現,“少數民族地區有不少人初高中畢業后不是輟學就是進城打工。”勞動技能的缺乏,讓這些低不成高不就的年輕人不能享受就業的便利,結合自己的成長經歷,金莉建議,“少數民族地區要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戰略地位,在教育結構、專業設置、具體內容、學制、辦學形式等方面探一條適應實際的路子。”“加大對農村與少數民族地區中等職業教育的支持力度。”

在2017年上半年,全國政協民宗委召開的征求委員意見的社情民意會上,金莉提出希望多關注少數民族大學生培養問題。民宗委主任朱維群說:“正好,今年專委會有這個調研選題,你一定要參加啊。”于是2017年10月,金莉隨專題調研組去上海、浙江一些高校調研少數民族大學生高校培養情況。她用不變的山東口音緩慢說出一個清晰的觀點:“可以擴大類似內地新疆高中班的規模,讓少數民族學生在進入大學前,盡早接觸漢文化,民族融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方面多交融,一方面也要留住少數民族的根性特色。”

提升女性地位的路還長

此前,金莉跟少數民族唯一的來往,還得回溯到剛回國的1994年。當時北外英語系的吳青教授(冰心的幼女)問她:“我們在湘西鳳凰縣有一個針對女童助學的希望工程,你愿不愿意參加?”有著很深農村情結的金莉一口答應了。“那好,算你一個!”

金莉資助的是湘西農村一個苗族小女孩。一兩年后,金莉給鳳凰縣希望工程辦寫信,要到了小女孩的地址,她直接聯系寄錢、寄衣服、寄書本。連續資助了10年,先后資助過小女孩和小女孩的妹妹弟弟。金莉就一個要求:“每學期給我寫封信,跟我說說你這學期的學習體會。”后來,這家的三個子女都輟學進城打工去了。這給金莉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另一個故事,版本類似,結局或有不同。20世紀70年代,金莉在農村下鄉當民辦教師時,村里一個小女孩被父親攔著不讓讀書,理由是沒人看弟弟。金莉跟她父親說:“可以背著弟弟去上學,弟弟可以在教室后面玩。”在她堅持下,小女孩一直讀到了初中。后來,長大的女孩輾轉找到金莉,訴說這些年教育給她的工作、婚姻帶來的改變時,忽然哭了起來:“你改變了我的人生。有文化和沒文化非常不一樣。”令金莉唏噓的是,教育讓一個農村女孩的人生從此有了不一樣的書寫。

雖然從事美國女性文學研究多年,但在談到中國女性現實地位時,金莉還是能輕易列舉出一些投射著人們意識深處男女不平等觀念的現象。金莉是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在這個會員規模龐大的組織里,好多人都認識金莉,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曾有許多年,她是坐在主席臺上的唯一女性。“女性地位的提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盡管金莉這些年的自立自強的奮斗經歷,已經是對中國女性地位提升的一個完美注腳,但她還是無法停滯下來。

談到最近的工作,金莉正在寫一本美國女性文學史,并簽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金莉帶著三個人一起做的。金莉語調輕松地透露了進展:“我自己20萬字的部分寫完了,已經改了兩遍。”既是王佐良外國文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還是北外《外國文學》CSSCI來源期刊的主編,卸任后的金莉這些年依然特別忙,但她做學術的弦還沒松,每天,每年還在不斷“向前一步”。說到新年計劃時,她嘟囔著:“今年是不是該報一個北京市社科基金項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