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一天下來,肢體疲憊,腦袋空空。回到燃著煤油燈的昏暗小屋,金莉很想再學點什么。幸好,她身邊還帶著中學時學過的英語課本。“這就是命運使然。”從此,金莉自學起了外語。

從金莉的整個職業生涯來看,人生就是不斷地“向前一步”———否則,她也許早就止步于過往軌跡中某個困難面前或是安逸時刻。畢竟在人生這片浮海上,沉下去只需要具備放棄的勇氣;而浮上來,則需要投入更多的勇氣迎接更大的困難。尤其對女性而言,困難更多。

金莉有一半的俄羅斯血統,這不難從她的高鼻骨、深眼窩上察覺出。但與她相處越久,談話時微揚的下頜,更多透露出一個女性的溫柔雄心———不被他人左右,做自己人生的掌舵者。這份自信,在她早年曾翻譯過的一篇短篇小說里有著令人驚異的相似注解:“她知道,在人生的戰場上,許多爭斗是要靠單槍匹馬去拼搏的。”

“生活中自己不能先低頭”

時至今日,金莉還記得小時候,有人見到她父親時脫口而出的“喲,這不是列寧嘛”。長相酷似革命導師的金莉父親是俄羅斯人,年少時隨父母來到中國,1947年跑到解放區參加革命,先是在解放區報社工作,后轉到華東抗日軍政大學。華大與山東大學合并后在山東大學執教,1950年加入中國國籍,結識金莉母親并組建家庭,60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終其一生都在中國。

這樣一個追求革命的父親卻在“文革”中被打倒了,還被扣上蘇修特務的帽子。“我父親很喜歡音樂。”紅衛兵來抄家時,金莉眼看著父親珍藏的唱片都被扔到地上踩碎了,隨之而來的是更為殘酷的人身限制和政治歧視——父親被關進了牛棚,金莉也成了不受待見的“黑五類子女”。這變故來臨時,她剛初中畢業站在人生選擇的路口,于是,1968年,金莉響應號召去了農村廣闊天地。

金莉是知青點9個人里年紀最小的,剛來時甚至都不會做飯。第一次蒸饅頭就露了怯,燒出一鍋煳味撲鼻的黃疙瘩。處在14歲這個最好的學習時期,金莉適應得也快,加上農民待人樸實:誰能干活就認誰。漸漸地,當插秧、挑水、扛麻袋這些繁重的勞動壓上金莉14歲的肩頭時,農村生活也悄然改變了金莉這代人的性格:“生活中自己不能先低頭。”光著腳浸在田里插秧,腿上有時叮著好幾條螞蟥,就伸出來拍打拍打接著干;剛割過的麥茬鋒利,劃過腿腳就是一道道的小口子。但比起這些,最苦的要屬冬天挖河。因為是黏土,穿著膠鞋站在里面很難拔出來,于是姑娘們光著腳跳進冬天的冰水里,泡一會兒腿腳就紫了。“有人還為此落下了病根。”

勞動一天下來,肢體疲憊,腦袋空空。回到燃著煤油燈的昏暗小屋,金莉很想再學點什么。幸好,她身邊還帶著中學時學過的英語課本。“這就是命運使然。”從此,金莉自學起了外語。

沒有錄音機,沒有老師,沒有同學,僅憑著中學時學過的國際音標,自學單詞。下鄉半年后,父親被放回了家。金莉自學英語的想法得到身為英語教授父親的支持:“我可以幫你。”但當時插隊的地方離家四五百公里,每年才能回家兩次。“不向生活低頭”的金莉用數學方法學英語,她在大演草上做英語練習,然后把一摞一摞的大演草寄給父親批改。

四年的知青生涯中,有一年民辦教師經歷。“我非常幸運的是在農村當民辦教師時把書拾了起來,如果不是當年自學了外語,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學的,要知道,我的同代人絕大多數沒有上大學。”金莉自稱是“50后”中的幸運者,而在命運拋出的一個個環環相扣的機遇面前,光靠幸運,是抓不住機遇的。

“只要開門,我就一直往前走”

1972年,18歲的金莉被招工到山東兗州礦務局中學。校長是個轉業軍人,因為全校僅有一個英語老師,他于是拍板讓僅有初中文憑的金莉教中學英語。“有什么關系,反正你比學生學得快!”金莉就這樣開始了她的英語教學生涯。

“學歷低,但水平不能低。”金莉找來一套許國璋的英語教材,還是看著音標拼字母,整整下了五年的笨功夫。中途,學校派金莉去山東曲阜師范學院進修一年,一生最重要的伴侶在那時相識,“雖然一半的時間在學工學農,但那一年一點兒也沒荒廢。”

汗水辛勤澆灌的芳華過后,就是豐碩。

1977年冬,金莉參加了高考恢復后的第一次考試。考外語時,金莉飛速答題,才做到一半,卻發現考生紛紛往外走,她一下子沒底了。監考的一個教師見狀說:“很多是白卷,不用擔心。”交卷時,監考教師也是教外語的,他仔細看了金莉的考卷,說:“回家等通知吧。”高考放榜了,金莉考了山東省外語第一名。

直到今天,金莉都難在校園里尋覓到當年景象:他們那一屆大學生真是酷愛學習,甚至班長都得在體育課時把住教室門,防止學生中途跑回來看書;早上出完早操,路燈下全是哇啦哇啦念英語的人……

山大畢業后,28歲的金莉結婚了。畢業后在北京一所高校教了一年半英語。這段不長的時間里,金莉為了考研,還跟單位鬧了一場。后幾經爭取,人事處長撂下一句:“你只能考一次!”

就一學期的復習時間,金莉拿出全部的精力拼了,除了上課,別的時間就枯坐在宿舍里看書背書,頭頂著一個瓦數不高的小燈泡,硬把1.5的好視力熬成了近視眼。

終于,金莉如愿叩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大門。“只要開門,我就一直往前走。”

在學者和母親之間尋找平衡

人生最艱難的階段,莫過于學會如何承擔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角色,并平衡不同角色職能帶來的對立矛盾。對女性而言,如何處理工作和家庭這一對關系,人人都有自己的經驗和教訓。金莉也不例外。

拿出當年碩士答辯時的一張珍貴合影,金莉一一介紹:“這個老先生是王佐良教授,他是我碩士答辯委員會的主席。離我最近的是我的論文答辯導師———瑪莎威爾……”照片里的金莉笑容明媚,不留意,甚至看不出她肚型的微隆。“碩士論文答辯時,我已經懷孕4個月,吐得是稀里嘩啦。”答辯結束后,金莉才告訴導師自己懷孕的消息。

“你怎么不早說?”

“我要是說了,就是想要照顧。”獨立的金莉習慣憑借實力證明自己的學術水平,而不是被額外照顧。

這時,丈夫被公派出國,得走一年多。“你走好了,我沒關系。”等到他回來時,金莉抱著女兒去機場接他。“10個月大的女兒已經會叫爸爸了。”說起這些,金莉的語調、神情不無驕傲。

“怕擠公交車,天天騎自行車上下班”。“住在6樓,大著肚子上下樓不方便,就中午在食堂吃完飯后,再打一份帶回家,在家看書”……其間的艱辛雖然說得不多,但列舉的細節里,飽含對孩子的愛惜和對學術的求索。

女兒3歲,丈夫再度出國讀博。碩士畢業后留在北外任教的金莉就想:“讀博得好幾年,要不我也出去讀書吧。”如今回過頭來再看,“如果沒有當初這個決定,我后來的學術道路不會這么順暢,嚴格的學術訓練和嚴謹的學術思維,真正教會了我如何去做學問。”但當時,事業的對立面,站著剛剛三歲的女兒。

懷著對女兒的愧疚,金莉在美國玩命學習。“那一屆10個學生里,9個是老美,我是唯一一個中國人。”金莉選擇的英美文學專業雖然難啃,但她只用了兩年時間修完了全部課程并通過資格考試,還提前半年買了一輛舊本田。所有這些準備,都來源于一個母親的堅定決心:一定要讓女兒早點過去。

第3年,金莉帶著女兒在美國開始博士論文的寫作。此時丈夫雖然也在美國,但相距1000公里。假期過去時早上6點開車出發,晚上7點才能見面。就像金莉研究的那些具備強烈獨立意識和獨立能力的美國小說中女性形象一樣,她開啟了單槍匹馬的拼搏日夜:“早上,我開車送女兒去學前班,然后去學校。必須把所有查資料、教授課程的安排放在下午2點前完成,2點去接女兒回家。等她睡覺后我再繼續,每天至少到一兩點……”

女兒長大后關于自己人生選擇的幾次決定,也一脈承襲了母親的獨立精神。“我要嘗嘗工作的滋味。”同樣求學外語的女兒不愿意沾父母的光,畢業找了一份企業工作。工作三年后,又辭職選擇出國求學,“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了。”

“在她們身上,我們既可以看到瑪利亞具有傳統價值觀的婦女形象品質,又可以發現有夏娃式的富有獨立意識的女性精神性格。”在西方文學遺產中,瑪利亞和夏娃是女性形象塑造的兩個基本原型。在金莉身上,又容納了這兩個原型代表的性格特征:既柔順溫和又剛強獨立,是追求完美的母親、妻子,又平起平坐參與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