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在她再次離職時得到了印證——她在這家公司待了9個月，道別時，領導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過，遠在山東的家人，并不清楚她的這些經歷。

王笙決心留在北京發展時，她的父母一連追問了好幾個“扎心”的問題：“買得起房子不？”“能找到對象么？”“打算啥時候回來啊？”

在王笙和父母的對話中，北京似乎只有好事發生：見到了某個公眾人物，單位發了獎金，看了幾場只有一線城市才有的演出。沒錢的時候，她自己在家煮一把掛面，放上幾顆菜葉，再不濟就問朋友借點錢，絕不向父母張嘴。媽媽來北京時，王笙提前把出租屋收拾干凈，帶她去好玩的地方，“竭力證明自己活得很好。”

母親臨走前，留下2000元錢，王笙硬塞了回去。她笑著說：“媽，你放心，我能照顧自己。”

后來，王笙談了個男朋友。她開始和父母開玩笑，說“過兩年就回老家結婚”。出人意料的是，母親改了口風，一本正經地說：“你這行業，還是大城市前途好。先在北京呆著吧，別急著回來了。”

“父母對大城市的生活一無所知，更害怕孩子不幸福。我們該給他們信心。”王笙說。

從合肥畢業，回到徽南縣城的小慧被帶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她從未試圖說服父母，卻一直被父母說服。她喜歡外語，在教輔機構當英語老師，父母說“五險一金都沒有，要為你擔心死”，逼著她辭了職。她一度買了去杭州的車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試試，母親含著眼淚說：“女孩子不要闖，總要回來結婚生孩子。再說，萬一碰到傳銷詐騙人販子怎么辦？”臨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小慧遵從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穩定的檔案員工作，可父母依舊不滿意，“還差點意思。”

事實上，在企業里當了一輩子基層職工的父母，“根據自己受苦受難的經歷”，早為小慧做好了規劃——只有考上公務員，才能過上舒心的日子。

在父母的設想里，這個規劃沒有改變的余地，其余工作不過是復習考試時的調劑。備戰期間，小慧又在當地一家上市國企找到翻譯的工作。“都和奔馳、寶馬這些大企業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別棒。”小慧對父母說，她不想考公務員了。

家里的氣氛瞬間降至冰點。父親拉下了臉，母親找茬和她吵架。他們焦慮地告訴小慧，企業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兒只有被欺負的份兒，“這是我們30年的教訓”。考上公務員，那才是有頭有臉的穩定工作。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縣的公務員，卻發現事情和父母說的一點兒都不一樣。“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業里還多。”除了每天寫十幾份文件材料，上級領導來了，她要陪同，平時要學理論知識，寫各種政論，寫得不精彩還被罵“覺悟不夠”。組織上也明確說了，“五年內不可能升遷調動。”

有一天，小慧突然從朋友圈里發現，曾經一起做翻譯的同事開始出國考察了。她們在德國吃烤腸喝啤酒，在荷蘭拍郁金香，曬出境的護照和機票。她和她們聊天，自己都說不清當初辭職的理由。

她說，父母好像壓根不了解這些工作，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他們總和別人介紹，女兒“性格內向又猶豫”。可在學校里，小慧最喜歡講段子，是公認的開心果。

小慧把新工作的情況反饋給爸媽，他們干笑著敷衍：“你可能找了份‘假公務員’的工作。”最近，他們又開始催她結婚了。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卻正被父母逼著回家找“體制內”工作的姑娘說，自己絕不妥協。她能理解他們的好意，“可槍都沒握過的人，現在卻來指揮我打仗，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是穩定帶來安全感，現在就怕進步慢了。兩代人其實殊途同歸”

專家李家華認定，未來，90%的舊工種會消失，70%的新工種前所未見，從時代的角度看，從一而終必將是癡人說夢。

不止一位年輕人和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聯網金融公司的女孩，畢業兩年半，跳槽4次，現在收入幾乎是剛畢業時的3倍。她早把跳槽當作家常便飯，“身邊的人都一兩年一跳。”在人力資源領域，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每次跳槽應該至少要求20%~30%的漲薪。

剛剛過去的11月，智聯招聘進行了白領跳槽意愿調查。其中，13.7%的白領正在辦理離職，51.0%的白領已經更新或投遞簡歷，正在求職。 31.7% 的白領有跳槽意向，只是暫時沒有行動。明確不想跳槽的，僅占總量的 3.6%。

王笙更新了自己的第4份工作。這次，她的職務是影業公司的“策劃兼編劇”，單純從產業鏈上看，這是上游，做的是“從0到1”的事兒。

“跳著跳著就進步了，工作內容也不一樣了。”最近，王笙的公司打算拍一部以海島為主題的網絡電影。她先和主任編劇構思劇本，再把公司拍攝整部電影優勢、賣點做成PPT，放到市場上找融資。下個月，這部電影即將在印尼開拍，她要代表公司駐島，擔任導演助理。

面試這份工作時，老板漫不經心地問她，“你對行業了解有多少？”

“我在Top3的公司里做過渠道。”

老板抬起了頭，“表達能力怎么樣？”

“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做宣發的。”

“會寫東西么？”

“我大學寫過不少。而且，畢業后第一份正式工作就做了記者。”

“帶著已經掌握的東西，再去學新技術，才不會被時代拋棄。以前是穩定帶來安全感，現在就怕進步慢了。兩代人其實殊途同歸。”順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資訊類視頻網站后，林沐發現，在電視臺鍛煉出來的拍攝剪輯技術足夠過硬，成了換工作的敲門磚。這讓他不再嫌棄老東家了。

他終于做上了“理想中的新聞”。在廣州，他去偷拍販賣野生動物的攤販時被發現，給人追著跑了很遠。在深圳高樓大廈夾縫中的人力市場，他和農民工、網癮少年、賭徒、避世者們住了好幾天，吃3元錢一碗的面，喝2元錢5斤的“純凈水”，睡50人一間房的通鋪。

再過6個月，2018級的810萬名應屆生就要初入社會。林沐也將迎來畢業的兩周年。最近，大學里一位即將工作的學妹焦慮地問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該怎么選。

“我沒法告訴你準確的答案。但無論你選哪一個，都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學妹覺得林沐在敷衍她。她甩出一個微信紅包，提醒林沐認真回答。“選了一份工作，可能就要在那座城市待一輩子了啊！不都說一步錯，步步錯么。”

“我曾經和她一模一樣。”林沐回憶起當年身在東北，每天覺得自己“完了”，忍不住笑了出來，“這個時代有獨特的焦慮，卻也給了我們更多轉身的余地。”

(應受訪者要求，除李家華外，文中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