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發展,進入新的世紀,甚至走得更遠。百年現代文學僅僅是現代文學史的一個開幕式。又正因為它具有整體性、未來性、發展性等特點,所以現代文學史是不確定的,隨著生活的發展變化,會不斷出現新的作家、新的形式、新的文學,我們通過研究未來出現的新文學現象,對整個文學史的認知也會發生變化。所以,現代文學史是一部沒有定論、也不可能定論的文學史。這也是我們在1988年提出“重寫文學史”的理由,文學史是需要不斷重寫、不斷創新、不斷加入新的內容的。這就是文學整體觀的基本內涵。

學術家園:上世紀90年代以來,您在文學史研究中先后提出“民間理論”“無名與共名”“先鋒與常態”“潛在寫作”等學術概念,產生了很大影響。有人認為:正因為有了像您這樣一批學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我們學科才有了建構本土話語體系的可能,才有了文化自信的基礎。您在提出這一系列自成體系的話語建構時,正是學術界大量引進西方學術話語的時候,來自西方的新名詞、新概念一度在中國學術界狂轟濫炸,您這樣做有沒有糾偏的意思?

陳思和:這是兩回事。我要強調的是,雖然我在文學史研究領域提出過一些有針對性的新概念新術語,也被有些青年學者所接受,但我從來沒有自覺意識這是在營造本土話語。像我們這一代從上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學者,對于西方新的學術理論、學術觀念包括一些新的概念術語都是懷著天然的敬意。我們是從一個相對閉塞、自以為是的文化環境里走出來的,當年在大學里如饑似渴地閱讀國外理論著作,吸取西方先進理念、樹立新的人類理想的學習過程,現在想起來都是歷歷在目,令人激動。

我很少直接引用西方的理論術語來解釋中國現當代文學,那是因為我的研究都是有意識地從實踐出發,在文學實踐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我提出的這些理論話語,包括一些文學史研究的方法,都是為了解決學術上的實際問題而建構的。這里當然也融匯了西方理論資源,只是我已經把它們消化了,成為自己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譬如對民間理論的提出,我討論的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問題,但是民間理論是巴赫金提出來的,我覺得用來解讀賈平凹、莫言、余華的小說特別合適。我討論民間文本隱型結構是借鑒了西方原型批評的理論,并且舉一反三而形成的。其他如法國薩特、卡繆的存在主義理論、荒誕理論、弗洛伊德、榮格的精神分析與集體無意識等理論,都是我一向心儀的,也都貫穿在我的文本分析中。我后來提出文學的惡魔性因素、世界性因素、先鋒與常態,都是來自西方理論和文學傳統。我有很長時間學習比較文學,學習西方文學理論,只是我不喜歡炫耀,更不會一知半解就拿來套用中國文學。我經常告訴學生,不要把中國文學僅僅當作證明外國理論普遍價值的一個注腳,但不等于我們一定要拒絕西方的理論話語,而拜倒在老子孔子話語的腳下。

賡續文化脈絡展示文化自信

學術家園:百年新文學是中國文化傳承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如何體現著文化自信,延續著中華文化的根脈?

陳思和: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百年,古人說,百年積德。也就是說,一百年了,可以積累一點經驗,百年不過三代人,三代人就可以有傳承有發展,傳統就隱隱約約地形成了。中國新文化應該是一個學科。我記得在很多年以前,有個朋友與我閑聊時說過這樣一個想法,我至今還很贊成:中國應該有一門學科,叫做現代學。現代學的一個主要標志就是,它的內容是現代的,語言也是現代的,進而研究問題的思維方法也應該是現代的思維形態。新文學白話文就是一個標志。這是與古典學相對應的學科,討論研究的是現代文化的種種方面,包括現代政治、現代經濟、現代教育、現代文藝、現代語言等各個領域的問題,這也是指向未來發展的學科。現代學與古典學應該是相輔相成的,但更應該起到主導的作用。我們研究學問都應該立足于現代,立足于實踐;古代傳統在今天現代社會建設中能夠產生積極意義的,才是我們需要繼承發揚的優秀傳統,如果沒有積極意義,那就是死的傳統。這是理解傳統的關鍵。在這個意義上說,新文化傳統不僅可以被容納到舊文化傳統中去延續香火,開拓未來,而且古代文化傳統(舊傳統)是通過新文化傳統的檢驗、批判、重新解釋以后,才得以復活傳承,才會有新的生命力。這個關系不能被倒置,套用孔子的話說:未知生,焉知死?如果我們不知道現代文化發展的狀況,沒有現代的社會實踐,又如何會知道舊文化傳統中哪些是有生命力、哪些是早就枯朽了的?

再說文化自信的問題。我認為,文化自信主要是體現為我們要對國家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信心。至于我們與世界文化之間的關系,照我的理解,一是拿來主義,二是多元主義。拿來主義是魯迅提倡的,他大致說過這樣的意思:漢唐時代的漢民族文化吸收了大量西域元素,就是因為那個時代中國比較強大,文化比較多元。而到了元代清代,漢民族文化自身衰弱了,才會有意識地拒絕外來強勢文化,企圖用自我封閉來挽救瀕臨滅亡的所謂本土文化。真正的文化自信就要求我們理直氣壯地去面對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吸取應該吸取的與時俱進的先進文化營養,拋棄已經過時的封建落后的文化。這樣我們才能夠平等地與別的國家民族進行對話。其次是多元主義,就是要相信,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人口那么多,中國文化存在于地球上,就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太主張用“走向世界”這樣的口號,好像中國不屬于世界似的,還需要特別去“走”進去,求得人家的承認。但是各個國家民族不同文化之間需要平等的交流,不是需要求同存異,世界文化本來就應該大放異彩,而不是以前殖民主義時代所強調的先進文化消滅落后野蠻文化,殖民主義的文化侵略本身就是極其野蠻的。

學術家園:您剛才說到文集前三卷是文學評論,最早一篇是發表在1978年8月22日對《傷痕》的評論,最近的一篇是2017年4月20日對《芳華》的評論,時間跨度長達近四十年。您一直堅持在文學評論領域有所開拓,最深的體會是什么?

陳思和:我學習寫文學評論的時間較早,開始是在197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盧灣區圖書館寫書評的時候。那時候我也是在當時主流話語陰影下寫作的,這次編文集我沒有收錄這些文章。我選了進大學以后為支持《傷痕》而發表的評論文章作為我的學術生涯的起點。傷痕文學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也是“文革”后現實主義文學重新崛起的起點。今年是恢復高考四十周年,明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愿意把我的寫作道路與這兩個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

文學批評,某種意義上說,是主觀性很強的寫作活動。批評是有選擇的。從1980年代開始,我就一直關注幾個作家,幾乎貫穿了近四十年的評論。我不是一個來者不拒、什么作品都能夠解讀的評論家,只有與我的興趣或者某種隱秘的生命要素吻合的作品,才會激起我闡釋的興奮。我是借助批評訴說我自己內心的某種激情。我曾經把批評與創作比作一條道路兩邊的樹,相看兩不厭,一起慢慢生長,不離不棄。我的評論與作家創作的關系,基本上符合這樣一種關系。

學術家園:您能否對自己四十年的學術道路做一個簡單的概括?

陳思和:我的學術道路大致分為三個方向:第一,從巴金、胡風等傳記研究進入以魯迅為核心的新文學傳統研究,著眼于現代知識分子人文精神和實踐道路的探索;第二,從新文學整體觀進入重寫文學史、民間理論、戰爭文化心理、潛在寫作等一系列文學史理論創新的探索,梳理我們的學術傳統和學科建設;第三,從當下文學的批評實踐出發,嘗試去參與和推動創作。總的來說,我很慚愧,我們這代人學習起步太晚,在還沒有充分知識準備的時候,就被時代過早地推到了社會上工作,雖然多了一點閱世經驗,但是能夠學到的知識太少,恢復高考后有幸在大學里補課學習,但畢竟離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學者所需要的學識準備,有很大的距離。四十年來,我一直是抱著學習的出發點來研究各種學問,這七卷文集也僅僅是我學習過程中寫下的一點心得體會,也可以看作是我四十年來的一份作業,今天交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