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審時度勢,準確把握全球大勢和中國現實的變化,作出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五年來,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完善宏觀調控手段,保證了經濟的中高速持續增長。

認清形勢,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

在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以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指引下,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國際局勢和國內經濟發展現實,黨中央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并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本質內涵和趨勢性變化作了詳細闡述。

經濟發展新常態是相對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傳統趕超階段而言的,是邁向未來均衡的、內生的經濟發展模式之前的一個必經階段,它具有如下三個“中高”特征或要求:第一,相對于年均10%左右高速增長的傳統發展模式,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發展是中高速的,并通過適當的減速治理實現動力轉換和體制變革。第二,發展不是簡單的數量擴張,而應是以質量為導向的,產品和產業要逐步擺脫低質低端狀態,向著中高端水平升級,參與國際競爭的不僅僅是中國制造,更是中國服務、中國智造或中國創造。第三,人均國民收入正向著1.2萬美元以上的中高級收入階段邁進,居民消費將成為生產的主要目的,并替代傳統模式下的投資而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除了上述三個“中高”目標特征或要求外,經濟發展新常態有著明顯的時間跨度,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完成。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論斷,無疑是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研判,為中國經濟發展作了準確定位,從而也為下一步的宏觀經濟政策定下了基調。

明晰方向,提出新發展理念

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不是盲從發達國家經驗,而是要從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基本國情、任務以及當前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特征出發,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方法論。首先,在發展的指導思想上,中央提出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更加強調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強調社會公平正義。其次,圍繞三個“中高”的階段性發展目標,提出了五大政策支柱及其具體要求,即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再次,圍繞上述理念與任務要求,確立了清晰的四大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即“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防風險”。這四大任務不僅囊括了傳統宏觀經濟政策“充分就業、價格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四大總量目標,而且結合中國當前現實和發展要求,強調經濟發展、體制改革、結構轉型和風險防范等的統一性,在提出總量目標要求的同時,更關注結構性指標的改善。

從上述經濟發展新常態階段的戰略目標、發展理念和政策要求出發,我國在近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實踐中,始終注重平衡好發展、改革與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堅持把經濟發展的速度、改革開放的力度、轉型升級的幅度和社會環境的可承受程度統一起來,走出一條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創新手段,完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

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新時期宏觀政策框架,對于減弱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疊加”效應起到了重要作用。總體來看,它有以下幾項內容或特點:

一是實施區間管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區間管理內容更寬泛,對于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新增就業人數等指標均設定了一個上下限,以穩增長、保就業為下限,以防通脹、控風險為上限,力求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當超過這個區間時政府要干預和進行托底管理。而且,依據不同發展時段,上下限是可以動態調整的。實施區間管理,使得近年的宏觀調控更明確、更具有針對性。

二是進行精準“滴灌”,掌握好宏觀調控的力度和幅度。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政府干預難免會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別是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帶來的副作用是較大的,尤其是“大水漫灌”(大規模刺激政策)后遺癥更大。而“滴灌”式的微調手段帶來的副作用較小。

三是采取逆周期管理和預期管理。除了對經濟金融順周期性和跨市場“傳染”等情形適時出臺宏觀逆周期對沖措施外,新時期宏觀調控的一個特點是更加注重預期管理,通過引導市場行為,預警預防在先。

四是加強宏觀審慎評估與監管。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包括宏觀審慎管理的政策目標、評估、工具、傳導機制與治理架構等一系列組合。中國近年加緊建立了以央行為核心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以推動“從數量型調控到價格型調控”“從封閉的央行到開放的央行”“從監管商業銀行到監管全市場金融機構”三方面的政策框架轉型,涉及“資本和杠桿情況、資產負債情況、流動性、定價行為、資產質量、外債風險、信貸政策執行”七大方面。從2016年起,央行將已有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

五是不同宏觀政策、調控手段之間的協調與國際合作。在近年的宏觀管理中,我國始終注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外資政策和金融監管等宏微觀調控監管政策(甚至包括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之間的配合,注重國際經濟金融合作,以使政策工具發揮合力,提高宏觀調控的效率。

轉換機制,提出并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抓手,化解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問題,推動經濟運行狀況的改善。二是針對政府自身的“放、管、服”改革,提出日程表大幅度放寬審批限制,減少不必要的程序,但加強事中、事后的過程監管,提高政府服務效率。三是鼓勵并引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高經濟活力和創新能力,加快推動自主創新和轉型升級。上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為了應對目前面臨的問題,而且更注重培育長效機制,通過引導增量,激活存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整體經濟效率。

重點防控,對重大矛盾問題實施專項治理

長時間較高的經濟趕超發展使經濟、社會和資源體系處于高度緊張狀態,累積了一些負面問題,近年的經濟增長減速又導致了一些風險點的出現,黨中央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201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注重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各類問題,既防范增長速度滑出底線,又理性對待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既強調改善民生工作,又實事求是調整一些過度承諾;既高度關注產能過剩、地方債務、房地產市場、影子銀行、群體性事件等風險點,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區域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局部性問題演變為全局性風險。”五年來,針對產能過剩、影子銀行、地方政府債務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專項治理,從中央到地方針對房地產問題實施了多輪嚴厲調控,2015年針對股市泡沫和股災穩定進行了重點調控,近兩年對匯率與外匯儲備波動加以著力調控,這一系列調控措施較好地穩定了經濟,化解了風險,使我國保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這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

五年來宏觀調控取得的經驗與成績

縱觀五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實踐與探索,可以得出幾點經驗:一是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有機結合;二是把總量政策與結構性調控相結合,更強調結構轉型和資源配置優化;三是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改革相結合,在穩定需求的同時,更強調供給側的提質增效和機制轉變;四是微刺激、區間調控與定向調控相結合,更強調托底管理和相機精準調控;五是重大風險防控與逆周期管理相結合,在防控風險、處理隱患的同時,更強調經濟金融趨勢和問題的逆周期管理、預期引導和預警預防。

由于宏觀經濟調控行之有效,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盡管面臨不小的挑戰,但經濟發展與改革仍取得了非凡的成績。一是經濟運行比較平穩,綜合國力顯著提高。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的平均增速達到7.2%,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二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不高,2013年至2016年CPI年均上漲2.0%;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從負轉正,實體經濟由通縮轉向復蘇。三是就業問題解決較好,城鎮新增就業每年都超過1200萬人,城鎮調查失業率穩定在4%左右。四是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得到改善,近年來面臨的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得到控制,外匯儲備水平趨于穩定,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在提高。五是經濟結構深刻調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率從2012年的55%大幅提高到2016年的65%;服務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斷提高,2013年達到46%,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5年進一步達到51%,開始占據“半壁江山”。六是“三去一降一補”等供給側的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產業升級快速推進,經濟發展質量得到改善,環保約束增強。七是我國經濟呈現諸多新亮點,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持續推進,以“互聯網+”、智能制造為代表的新經濟蓬勃發展,掀起了一輪創業創新的熱潮,新設工商企業數量持續增加,地方股權市場迅猛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不斷涌現。八是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經濟、金融風險的底線,避免了大的經濟社會動蕩。

回顧這五年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可謂風險與機會同在,挑戰與機遇并存。由于對策得力,措施有效,保障了經濟穩中求進、穩中向好,實現了經濟社會協調而較快地發展,其中的種種探索和積累的經驗,必將成為中國下一步改革開放的寶貴財富。

(作者:王宏淼 張平 單位: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