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質蟋蟀罐

此前，宣德朝之器物有兩大謎案，一個是宣德爐，一個就是蟋蟀罐。兩者都是見諸史料，卻少見實物傳世。傳世的宣德爐，沒有能夠坐實為宣德時期制作的；而瓷質蟋蟀罐，不見于故宮明代瓷器遺存，整個清朝，都很少有人能得緣一見。

就當代而言，此前也僅見于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之著錄，系一件殘器，缺蓋，乃青花器，外壁飾青花牡丹紋，寬圈足近于平足，罐底有雙圈“大明宣德年制”豎排兩行青花款。

明代彩泥鑲嵌蛐蛐罐

直至近年，才有香港佳士得于1989年拍賣過一只黃地青花瓜葉紋蟋蟀罐，紋飾與宣德器一致，但無款。

直至1982年、1993年，景德鎮在城市建設過程中，于珠山路、中華路分別出土了瓷器殘片，從而揭示出明代早期御窯廠的遺存，發現一大宗被人為砸碎的蟋蟀罐遺物。有關情況，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新園先生，在其《明宣德官窯蟋蟀罐》一書中作了詳細報道，證實了民間以及野史記錄的明代賞玩蟋蟀的史實。

筆者認為，此類瓷質蟋蟀罐并不是斗盆，亦非養盆，而是用于運輸蟋蟀的容器。

蟋蟀在運輸的過程中，難點在于保潮和喂養。瓷質盆不透氣，作養盆是極大的弱點，但于運蟲卻是優點。當日養蟲亦為陶盆，從今日傳世的明代陸墓所產陶盆看，與今日的南盆區別不大，多為薄壁，這種盆因其壁薄，透氣性較好，很適合南方較為潮濕的氣候特點，但不好處也在其壁薄，保濕、保溫性都較差，如果以此盆運蟲進京，一路向北、漸入北地，則濕度不斷降低、而溫差日復加大，蟋蟀的死亡率會變得很高。即便今日，南方蟲友來北方收蟲，也很少有人將瓦盆用作帶蟲器具，所使用的仍為瓷質小甏。瓷質盆罐下層要填土，要有一定濕度，瓷制品不透氣的特性可使小甏數日不干，即便不喂水，蟋蟀也不至于干死。南方蟲友盤桓山東十數日乃至更長，所使用的也都是瓷罐，今日亦然。南盆盆底基本不捶土底，這是南盆定形之初就已經設定的。從養蟲的角度看，捕歸直接入陶盆是不利的，蓋因蟋蟀乃土蟲，出土日短，得土氣未全，一般養家也會故意在土底盆罐中豢養數日，再洗澡，移入陶盆飼養。土養也是應有的程序之一。

再則，瓷質罐較薄壁陶盆質地堅致，不易破損。運輸過程總不免要搬動，運程倘為數日，則不免要投食。但每次揭蓋，都是一次巨大的風險。明代筆記、小說中就有因為蟋蟀逃逸而導致家庭悲劇的記述，引發了后世蒲松齡寫出了著名的小說《促織》。

景德鎮出土的蟋蟀罐，高9厘米，這個高度較之清代北方蟋蟀罐要低矮。之所以如此，可能也和運蟲的需求有關。此罐一經填加土底，內部空間縮短，蟋蟀立于盆中雙須可以碰到蓋子，這樣蟋蟀就不會因為不知深淺胡亂蹦盆而導致碰破頭或其他傷殘。

再說過籠。正常情況下，一般養家是不會使用瓷質過籠的，其涼且滑，于蟲不利，尤其到中秋后，是萬萬不會使用瓷質過籠的。通常情形下使用過籠，在早秋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相對于較深的蟲盆而言，蟋蟀爬到過籠上，有了這個高度就可以感知到上面有頂，則不至于亂蹦；對于捕歸就已經斷須的蟲一般則采用較矮的盆，加上過籠，即便須短，亦能觸頂，目的是一樣的。

使用瓷質過籠有明顯的優點，一則質重，平放或是略微嵌于土底，則不宜滑動，不至于擠傷或是擾動蟋蟀；再則，長途運輸，如果提前投好水食封盆裝運，濕氣不散，陶制過籠會吸潮，反而于蟲不利，這時瓷質過籠的缺點反而成為了優點。但不是每個都需要，只有斷須的蟋蟀需要這個設備，長須蟲則無需安置過籠即可探知頂部。

從瓷器燒造的角度講，過籠這類琢器，燒造難度要大于拉坯成型的圓器，但是從景德鎮出土情況看，過籠僅一例。這批瓷器之所以被毀，主要的原因是質量有瑕疵，按說，過籠出質量問題的概率要大于蟋蟀罐，至少不小于蟋蟀罐，但過籠出土很少，說明過籠的燒造量本身就少，與蟋蟀罐的產量不匹配。這也間接說明，這類蟋蟀罐與過籠不像常規所用器物，必得一一配齊。

長江與大運河相通，景德鎮燒造的瓷器運抵蘇州，裝入蟋蟀后再入京，可以視為一種統籌，是可行的。黃仁宇據《大明會典》所載數據統計，有明一代，燒造瓷器最多的一年為1433年，即宣德五年，共燒造443500件，這中間，很可能就有蟋蟀罐數千件。而宣德帝對皇家定制管理極嚴，余繼登《典故紀聞》載，宣德時期曾有負責瓷器燒造的宦官，就因為將皇家產品分給親密朋友而被處死。故今日民間所見傳世“大明宣德年制”瓷質官款蟋蟀罐基本可以斷定是仿造的。

（本文節選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斗蟋小史》，作者系濟南市蟋蟀協會副會長、杭州市蟋蟀協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