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淵:在大連大學讀到本科畢業嗎?

陳佳洱:沒有,1952年底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我們就去了當時的東北人民大學,前身是東北行政學院,后來改稱吉林大學。

物理系的很多老師都是從北京調來的,系主任是原來清華大學的余瑞璜,他是國際一流的X射線晶體學家,能自己做X光管。教我們分子物理的是霍秉權,當過清華大學教務長,后來當鄭州大學校長。當時的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號稱有“十大教授”,實力很強。

高淵:對你影響最大的是哪位?

陳佳洱:是朱光亞教授,他是我的恩師。他29歲,比我大10歲。他教原子物理,講得非常好,備課也認真,板書特別清晰。

當時,他剛從朝鮮回來,得了一枚軍功章,在我們學生眼里,就是一個大英雄。他上課不是簡單灌輸知識,而是從歷史講起,像講故事一樣,把我們從經典物理引導到量子物理。他不僅講課好,每次講完課還來輔導,會很認真地聽你的提問,并把問題簡化后寫在黑板上,然后他倒過來問你,一直把你問懂,非常循循善誘。

我對朱老師特別敬佩。他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是副教授,從朝鮮回來調到東北,不到一年就升正教授了。我這一生,對我影響最深的就是朱光亞,他的業務功底非常好。

我們師生關系非常密切,情誼很深,可以說朱老師帶了我一輩子。

我的本科畢業論文就是他出題并指導的。他對我要求很嚴,每周都檢查我查閱文獻的筆記,理解不對或不準確的地方他都用紅筆勾出來。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我終于在他的指導下研制成我國第一只能探測β放射性的計數管。后來他說,我的畢業論文比他預期的還要好。

就在那時,毛主席說我們也要有原子彈。中央專門組建了核武器專家委員會,由周總理牽頭,具體是聶榮臻元帥負責。他們知道朱光亞原來就是蔣介石派到美國去學原子彈的,就把朱光亞調到北京。

高淵:其實你們師生并沒有分開多久,朱光亞馬上把你調到了北京?

陳佳洱:對,朱老師是1955年春天調到北京的,先在錢三強先生主持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沒過多久,教育部發來調令,要調我去北京。

但我們系主任余瑞璜不干了,他說:“假如要調走陳佳洱,我就辭職!”所以,一開始沒調成。但也沒多久,大概是6月份,中組部來函調我進京,余瑞璜也沒辦法了,只能放行。

高淵:你到了北大還是中科院?

陳佳洱:先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物理六組”,實際上呢,當時中央正委托錢三強的近代物理所,幫助教育部建立“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大量培養核科技人才。調我來就是參與這件事,當時我們只跟北大校領導單線聯系,對北大廣大師生是保密的。我們一開始是招北大、復旦和武漢大學等學校的三年級學生,經過一年的訓練,就送到核工業的科研院所和工廠工作。但后來覺得這樣訓練一年的質量還不夠高,就開始從本科新生中選拔。為此,1958年后,北大正式成立了原子能系,后來改名叫技術物理系。

英倫留學的最大收獲:“他們的茶歇和吃飯花這么多時間,其實是思想交鋒的過程,做科研最重要的是有新思路”

高淵:后來去英國留學是因為什么機緣?

陳佳洱:我是1963年底被公派留英的,此前的留學生大多去蘇聯。當時,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跟英國皇家學會達成了人員交流協議,互派留學人員,第一批中英各派4人。勁夫同志決定從高校和中科院各派兩名,北大推薦了我。

高淵:第一次出國嗎?

陳佳洱:對,路上還有波折。我們先乘火車到莫斯科,然后轉機去倫敦。那天晚上倫敦有雷雨,飛機只得降落在曼徹斯特。降落后,飛機上招待乘客吃飯,我們卻不敢吃,怕要收錢。想打電話也不行,因為沒有錢,然后坐大巴去倫敦。

高淵:你們去了哪所大學?

陳佳洱:我們四個人去了不同的地方,他們三個分別去倫敦、雷丁的研究所和利物浦大學,我一個人去了牛津大學。我的導師是丹尼爾·威爾金森,他是牛津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他問我在國內做過什么工作,我說搞加速器,他就讓我參加他們新到的串列靜電加速器的安裝調試工作。

這項工作大概做了一個半月,我一邊做安裝,一邊做實驗,晚上還做理論計算。然后就發現了一個問題,這個的加速器出來的束比預定的要弱,原因是他們設計的偏轉磁鐵接收空間和加速器出來的束流特性不匹配。當時我比較猶豫,到底告不告訴他們,因為我怕人家說剛來就指手劃腳。

后來威爾金森問我,這個加速器的束流為什么通過磁鐵后減少這么多。我就老老實實跟他講,這里有一個匹配問題,因為磁鐵的真空室里面裝了一些膜片,導致束流接受度下降。他聽了不但沒生氣反而很高興,馬上叫我寫了一篇內部學術報告。

高淵:在牛津大學學習了幾年?

陳佳洱:待了兩年半,其中包括在英國盧瑟福高能物理國家實驗室做等時性回旋加速器的研究,中間還到伯明翰大學訪問研究了兩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