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不是簡單的考試科目改革

國家督學、教育部基礎教育監測中心副主任胡平平梳理了自1952年我國建立統一的高考制度以來各個階段的特點，特別是1977年至今這40年的政策制度變化情況。

她將這40年劃分為4個階段：從1977年到1984年是恢復重建階段；從1985年到1998年是改革探索階段，實行了保送生制度、引進了標準化試題，在這個階段隨著高考選拔性特征的凸顯，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傾向嚴重；1999年到2009年是深化改革階段，高校收費、“3+X”考試、分省命題開始實行；從2010年到現在，逐步取消各類綜合加分、從分省命題回歸統一命題，從2017年開始浙江、上海迎來“新高考”，這是綜合改革新階段。

“都說高考是為了選拔人才，僅僅就是為了選拔人才嗎？”胡平平認為，在新一輪高考改革中，我們還要思考如何不斷完善這一制度、真正解決“培養什么人”和“如何培養人”的問題，并起到引導作用。也要思考，財力貧乏地區的高中如何解決“新高考”所需要的師資和場地等問題，如何規避新一輪高考的種種應試弊端。

“我國考試招生制度不斷改進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考試招生體系，為學生成才、國家選才、社會公平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對提高教育質量、提升國民素質、促進社會縱向流動、服務國家現代化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全職委副主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延申認為，高考制度總體符合國情，權威性、公平性被社會認可，但是存在一些社會反應強烈的問題，主要是唯分數論影響學生全面發展，“一考定終身”使學生學習負擔過重，區域城鄉入學機會存在差距，中小學擇校現象較為突出，違規招生現象時有發生。

劉延申特別強調，2014年啟動了考試招生制度的改革試點，目的是到2020年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但是，這場高考制度改革不僅僅是人們普遍關注的考試科目改革，還有很多其他措施：改進招生計劃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區和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增加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的人數，實施國家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業計劃，落實和完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和考試的政策措施等。

一直從事高考改革研究的廈門大學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則認為，“新高考”是恢復高考40年來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全面系統的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因為以前的改革基本是單向的。

劉海峰認為，浙江省的改革牽涉面更廣，考生多，改革復雜性比上海更大。

“如果改革成功，可以帶來不少效應。這次改革好處很多，挑戰性也很大。”劉海峰提出，“改革取得成效，值得推廣，可復制，如果有什么值得改進的方面，就應該加以科學調整。”

他希望：“上海和浙江高考改革能夠為高考改革提供經驗，改變原來大一統、相對刻板的高考制度。但是又不要傷及公平，因為越復雜，對弱勢群體，尤其農村家庭考生越不利。所以在公平和科學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如何兼顧兩端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三位一體”增加高校選擇自主權

2011年開始，杭州師范大學和浙江工業大學開始試點“三位一體”招生，將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統一高考和綜合素質評價(含中學綜合素質評價和高校綜合素質測試)三方面的評價結果按比例合成綜合成績、擇優錄取，當年只有260個計劃名額。

7年來，以杭州師范大學為例，招生規模逐年擴大，如今藝術類和體育類校測部分占到60%。杭州師范大學招生辦副主任、教務處副處長翁靈麗認為，“三位一體”打破了高考“一考定終身”制度，有利于高校獲得更大的招生自主權。

現在有50多所院校在浙江省內進行“三位一體”招生，2017年計劃招收8000多人。2012年南方科技大學也開始實行“三位一體”招生，今年上海有9所大學、山東省有10所高校進行“三位一體”招生改革。

從2011年到2016年，杭州師范大學通過“三位一體”錄取的考生中，農村和城鎮學生的數量逐漸接近，明顯優于自主招生和保送生中這兩部分學生的比例。通過數據，翁靈麗也看出，“三位一體”錄取的考生在學業表現、綜合能力、就業質量等方面有明顯的優勢，“三位一體”還能倒逼高校進行專業調整。

“‘三位一體’同學高考平均分比統招同學低30分左右，但在溝通表達、組織協調、社會實踐等方面的能力高于統招生。”翁靈麗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入校一兩年后，“三位一體”招生學生的學習表現和各種評優獎勵也高出統招學生。

浙江大學求是學院院長吳敏曾擔任浙江大學招生處處長，他對前幾年考入浙江大學的各省市學生作了統計，發現“應試教育做得好的學校，學生發展的潛力越差；素質教育做得好的學校，學生發展的潛力越大。”

吳敏特意關注過河北省一所超級中學的考生，這所學校每年有二三十名學生考上浙大。他把這部分考生的發展情況與該省另一所中學的學生對比，發現來自這兩所學校的學生在大學四年的獲獎情況和大學本科畢業后深造率的差距非常大，另一所學校的畢業生遠遠好這所超級中學，差距達10%以上。

有了這些觀察，吳敏很注重挑選綜合素質好的學生，而不是單純信任分數。浙江大學從2014年開始進行“三位一體”招生，當年確定了相對冷門的18個專業，并制定了筆試加面試的選拔方式。

“高考改革要注意中學的多樣性，改革要著眼于大部分學生和大部分中學。”吳敏同時提醒注意綜合素質評價中的公平性問題，規避唯分數論，特殊專業可以提出對測試科目的偏重。此外，面試筆試分數在綜合評價所占的比重如何，農村學生和城市學生客觀存在的差異如何來平衡，這些問題都需要思考和探討。

長期從事教育考試研究的熊丙奇認為，“三位一體”改革是當前高考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內容。熊丙奇通過觀察浙江高校“三位一體”招生的數據以及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招生數據發現，綜合素質評價和自主招生對農村孩子更有利。在統一考試中，農村孩子的平均分數要低于城市孩子40分。如果“三位一體”招生大幅度增加名額，可避開很多考試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