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使命構筑堅實倫理規則

社會或集團之所以能有秩序運轉,在于人們遵循著共有的法規制度,如軍隊都信奉“軍令如山”,強調下級服從上級,等等。除此之外,還要遵循長期形成的倫理規則,確立價值選擇和行為方式。換言之,綱常倫理是單個人或集團內外部秩序與有效運行的柔性約束,只有剛性律令而沒有柔性倫理規則,仍然不能造就更強大的軍隊。

中國軍隊的倫理規則有傳統文化中的“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成份,畢竟我們都不可能脫離文化基礎而實現全面再造,但經過長期的反封建,儒家倫理中的糟粕大大弱化,至少不再是主流價值觀的內容,比如,我軍建立了“三大民主”基礎上的新型政治倫理規則。這就意味著我軍的服從奠基于民主政治,高度依賴集體智慧,諸如,黨委領導就突出集體智慧,“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同樣如此。這些都包含著倫理規則的范疇。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克勞塞維茨的名言,這揭示了政治與軍事的關系,軍隊與戰爭的政治本質。任何國家的軍隊都不可能真正超脫政黨政治,因為西方政黨輪替只是執政理念的差異,并不是資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政黨間的輪替,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根本是維護資本主義政治制度。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強調,大多數國家的軍隊更多強調的是軍人的職業屬性,即軍隊就是完成軍事或作戰任務集團。這決定了契約精神、職業精神是其軍隊的基礎,他們不可能倚重正義性去激發潛能,只能依賴軍人的個體素質。這和我們依靠集體智慧存在起點與邏輯的差異。

所以,強調政治建軍的我軍,承擔的核心使命是維護國家安全,也就是軍事使命,但這個軍事使命也是遵循著政治邏輯與政治路徑,這條道路的核心是黨對軍隊的直接領導,并且建立了以黨委制、政委制、政治機關制度來保證政治上的堅定性。

正因為此而生成了我們的政治倫理與政治邏輯,也就有了反復強化政治倫理的話語系統,如“政治的高度”“絕對忠誠、絕對可靠”,等等。既然“絕對”,就意味著沒有保留、沒有余地,到這時,強大的履行使命任務的能力就會產生出來,黨、國家和最高統帥的意志就有了落實的堅實基礎。

當然,這些都與政治信仰高度關聯,當政治信仰化作精神大廈,成為精神力量之源,官兵就會因忠實于自己的信仰,落實信仰過程會生成或遵循政治倫理規則。同理,西方宗教信仰基礎上的軍隊官兵,其也要忠實于自己的信仰,及其宗教倫理規則,比如,包括軍隊在內的西方社會,擁有很強的職業意識和職業精神,這種意識或精神,一方面來自工業分工,另一方面則是來自宗教,馬克斯·韋伯在《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中就分析了支撐西方或美國社會的職業精神,主要來自基督教新教。

中國人民解放軍自古田會議確立政治建軍后,宗教信仰與儒家倫理皆排除于主流思想之外,與此同時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信仰大廈的核心確立起來,進而生成軍魂——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其間存在嚴密的邏輯和巨大作用,特別是這種政治觀化作文化形態與文化性格后,便持久地影響著整個軍隊的建設和發展,影響著官兵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其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