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不顧北宋政治斗爭中祭起“祖宗家法”來打擊政敵的慣常做法，不顧文彥博對宋神宗“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的告誡，毅然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不過，“祖宗不足法”的主張，乃是建立在制度因革的辯證關系基礎上。祖宗之法不足守，并非要完全拋棄祖宗之法，而是不必墨守祖宗之成憲。其實，在是否需要改革的原則上，保守派和改革派并未有實質性分歧。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改革方案，考慮的是改革的成本和風險。他承認現狀并不令人滿意，但改革需要具備各方面條件，否則反而可能導致垮得更快。司馬光說，“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則不更造；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則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矣。”王安石則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他覺得自己已經把準了社會弊端的脈，只有拋開各種矛盾往前走才能開出一條路來。他說，“治天下譬如醫用藥，當知虛實寒熱，方虛寒時，純用烏頭附子不患過熱”。

拋開對諸如“天不變，道亦不變”等思想言論斷章取義之曲解，即使針對事實上制度的因循沿襲一面，如果對此過分強調而忽視其創新內容，則無疑會夸大中國制度文化中保守之惰性。“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任何朝代的制度建設皆有其“革故鼎新”一面，都不可能完全因襲前朝。各種歷史文獻中有關“漢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等模式化的書寫，并不能掩蓋后一朝對前朝制度的損益變通。即使在同一個朝代的不同時期，出于行政合理化的客觀需要，也必須完善制度的自我更新機制，并不斷調整制度、建設制度。即如強調恪守“祖宗之法”的北宋，卻恰恰是以“防弊”、“矯失”為立國精神的。宋太祖即位赦書中說，“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變家為國，鴻恩宜被于寰區”。“防弊”、“矯失”，就是在行政理性化驅使下制度自我更新的內在動力，本身已經成為“祖宗之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制度具有高度的歷史延續性，制度文化中強調相因也就有了必然性與必要性。元代史學家馬端臨作《文獻通考》，其所考制度，重點在于“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其《自序》特別指出，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雖然貫通古今，但是“詳于理亂興衰，而略于典章經制”。所謂理亂興衰其實是代各有史、互不相因的，而“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圣人蓋已預言之矣”。唯其如此，制度建設必須有因才有革，因革損益是中國傳統制度文化的精神內核。討論制度必須要博而好古，必須要有跨越朝代的歷史坐標，只有“會古酌今”，才能做到“燦然一新”。改制必須托古，這是中國古人的慣性思維。所以，唐人李翰在為杜佑《通典》所作序言中強調“三代之道，百世可師”，提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于今”。但是，所有對制度相因相襲特性的強調，都是以隨時損益、與時俱進為落腳點的。

斟酌古今 創新發展

因革損益傳統給我們的啟發是，由于形成于軸心文明時代的經典具有永恒價值，結合時代的特點可以從經典著述中不斷翻出新意。但是，這種新意必須要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呈現。

馬端臨一方面強調制度的因循沿襲，同時也指出歷史上所有“欲復三代之規”的做法都是徒勞，“以古今異宜故也”。清朝乾隆皇帝在《御制重刻通典序》中也援引《尚書·說命》“學于古訓乃有獲”的古訓，著重強調“為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將期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跡”。只有斟酌古今，才能與治同道，吸收制度文化的內在精神，而不至拘泥于其表面設施。至于對待本朝的祖宗家法如何因革損益，則需要視一定時期內政治與制度的走向而定。“家法”之冠以“祖宗”，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規范繼承者的言行，是一種特殊的政治約束，導致皇帝有時也只能憤憤幾聲“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尊重祖宗之法，不等于可以不顧社會變化的現實而一直唱著老調子。否則，就會應了魯迅針對宋代祖宗家法所說的話，“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系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歷史再三證明，當因循沿襲限制了損益變通，歷史就需要尋找新的出口。無論是整體制度的某一方面的變革，還是文化融合帶來的新鮮血液，歷史總能在艱難轉型中實現新的跨越。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