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另外一些時候，他依舊抱怨、煩躁。他說治病很復雜，醫保終究只是兜底的。各地執行起來彈性又大，老家廣安對尿毒癥的政策，就不如鄰居南充市。楊向光覺得這差了不少錢，于是耿耿于懷，兩天里嘟囔了好幾次。

他幻想能有更多自由支配的錢，這樣就不用只做醫保范疇里最普通的透析，可以讓更好的透析把自己體內的毒素排干凈。他笑著回憶，“那種感覺真舒服，渾身都輕快，能多吃一碗飯”。他也想有錢換腎，或許就能恢復勞動能力。

但他更多的是怕，因為沒錢只能等死。他認識一個20多歲的小病友，得病后只能靠老父親打工維持。錢越來越少，這孩子透析的頻率，從一周兩次降到一周一次，又降到半個月一次，然后再也沒來過。

如今，楊向光的手里也只有向病友借的兩萬元。這樣的恐懼催促著他愈發“貪財”了。

他和一群病友都加入一個叫“善心匯”的組織，打著互助的旗號，據說投入3000元，很快就能返回3900元。很多人勸他，說這可能是傳銷，可他不想聽，更不想信，反過來和他們介紹這個組織的好處，說得激動時不停咳嗽，因為這是自力更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自認已經把家庭搞得分崩離析，談起來時沉默好幾分鐘，憋著不讓眼淚流下來。老母親在南充的小吃店幫工。在老家和爺爺相依為命的小兒子不再像以前一樣圍在自己身邊，如今格外冷漠，偶爾見面，問一句答一句，不和爸爸多說一句話。

就連離婚多年的前妻也又被拖下了水。她不忍心楊向光的樣子，帶著腦癱的大兒子來到成都郊區，開了個雜貨店，時不時照顧他的生活，給他補貼點錢。

可這些人也撐不下去了。網購和大超市越來越多，小雜貨店連房租都賺不回來了。前妻想把大兒子送回老家讓老人看，自己出去打工，再幫幫楊向光。

這次，楊向光拒絕了。他覺得把腦癱的孩子送回農村老家，沒人教，“就徹底毀了”。他也審視了自己的身體，甲狀腺腫大、胃炎、視力模糊、供血不足，各個器官都在衰退，很多部位已經感染，“窮人得了富貴病，本來就是作孽。”

他終于對前妻說，“實在不行就斷了我的供應，死就死吧。”　（應采訪對象要求，楊向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