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向光覺得，得病又沒錢，自信也沒了，“再多雄心壯志都沒用了”。村里鄉親不太想和這個家庭扯上關系，紅白喜事都不怎么通知。有時和鄉鄰吃飯，楊向光發現很多人離他遠遠的，有的人誤以為這病會傳染，有的單純嫌晦氣。他有時想摟著村里的小孩親昵一下，人家父母的臉一下就拉下來了。

2010年，他想開個水果攤謀生，打了二十幾個好哥們兒的電話，沒借到一分錢。最后他湊了2000元，只進了一點水果，種類一只手都能數過來。

這次試圖自救的行動最終也失敗了，每天收攤，他發現本金越來越少。后來破產了才發現，周圍的好多商戶在秤上作假，而他沒有。顧客算賬的時候要抹去零頭，他想都不想就答應。短短幾個月時間，2000元錢就被他賠得精光。

也就在那年，他開始準備后事。其中一項就是捐獻遺體。他覺得自己活不了太久，想讓以后的人拿著自己的遺體做研究。可打遍了四川省內各大醫院的電話，都找不到愿意接收的。

楊向光也想過自力更生。可他走路沒力氣，跑著躲馬路上的汽車，腳也拖在地上邁不開。十幾斤的東西提起來都費勁。

他想應聘保安，卻根本受不了站8小時。坐趟公交車，因為透析扎滿針眼的胳膊露出來，人們以為他吸毒，躲得遠遠的。有的老板直接說，“雇你們？隨時都會死，我等著吃官司？”精神好的病友能開個摩的，他羨慕得不行。自己腦溢血、癲癇都犯過，隨時頭暈、瞌睡，車都開不了。

他想活下去，又認為自己“早晚死定了”。2015年的一次報銷，老家的新農合工作人員終于察覺發票不對，告訴楊向光“這次先不報，需要回訪醫院，再通知你”。他在回成都的車上不住發抖，知道“完了”，可又壓根兒沒有跑的想法，因為早就被拴在了醫院。沒法透析，“死得更快”。

警察的電話一個多月后才響起，這段時間里，楊向光壓根兒吃不下飯，看見陌生號碼就哆嗦。等到警察真來了，問什么他都一五一十地說了。法庭上的他沒律師，“沒錢請也沒必要”。他唯一一句辯護詞就是“我是客觀原因，不是主觀的。我被逼無奈，所有弄來的錢都拿去治病了”。除此之外，檢方的陳述他都點頭。

被判刑后的他，除了成都和老家，不能隨便外出。不過他也走不遠。大多數時間，他就活在20多平方米的病房和幾十米外的透析室里，每天看電視和手機。看到電視里一家人其樂融融的畫面，他眼里就發酸。看到體育節目里打拳擊的更難受，覺得人家有力量，自己卻是“活死人”。

除了弄假發票去犯罪，為了活下去，他向村里申請認定貧困戶，希望減免一大筆透析的費用。可是90多歲爺爺的離休工資和家里那棟房子成了認定的阻礙，盡管那棟房子已經變成了村里最破舊的，其他人家早都起了二層小樓。

只有這時，說話都沒力氣的楊向光才會急起來，一步一步拖到鄉上去爭，去吵。最后，貧困戶還是沒認定成，鄉上給他辦了個低保，一個月發200元錢。

成功活了9年，楊向光承認“農村醫保變好了”。他甚至說，要是幾年前就有這么高的報銷比例，“自己可能就不用造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