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三去一降一補”已取得了重要成績，但是對本輪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的社會影響，特別是其時間之長、烈度之劇，我們應有充分的應對。

和上世紀末的經濟結構大調整相比，本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涉及的范圍更廣、對象更多，背景和環境也大不相同。總的來說，有利條件是，我們的綜合國力已今非昔比，即我們的“家底”厚了。上世紀末，我國的GDP約1萬億美元，2016年，我國的GDP已超過11萬億美元；1999年，我國人均GDP為865美元，2016年超過8000美元，國民收入大幅提高；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儲蓄余額約6萬億元；2016年，居民儲蓄余額增長到近60萬億元；同時，作為我國經濟支柱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資產、資本總量，也增長顯著。

在看到上述有利條件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挑戰之巨大：上一輪調整中，數千萬下崗、轉崗職工在經歷了短期痛苦之后，迎來了較長時間的經濟景氣期，在經濟整體走好的環境下，大部分下崗人員通過社會幫助和自身努力實現了再就業，更多的下崗者通過分享股市、期市、房市長期上漲的巨大紅利而化解了自身的困境。但眼下，經濟進入新常態，本輪調整處于全球經濟和我國經濟深度調整共振周期之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我國經濟“L”型走勢仍在深度筑底的區間，過去那種靠“造富”擺脫困境的機會和空間被極大壓縮，此為挑戰之一。挑戰之二，我國經濟正從資本凈流入向雙向流動轉變，由此帶來了就業趨勢的趨緊。外資以流入為主向雙向流動轉變，國企、民企“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規模加大；民間海外投資熱情仍然處于亢奮期；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歸”乃至近期“美國優先”“歐洲優先”之聲回潮，將對我國就業市場形成更為不利的影響。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同時成為我國制造業發展的新挑戰。挑戰之三，本輪調整中最大的群體，正是數量處于絕對多數的低收入群體，因此，新的就業機會就成為他們最大的剛需和期盼。對此，第一要防止視而不見，淡化、掩蓋問題和矛盾；二是不能簡單粗暴，沿用過去的“壯士斷腕”口號，壯士雖壯，但壯士之腕也經不起一斷再斷。

為此，我們認為，重大經濟結構調整，需要附以重大社會領域改革相匹配，謹提幾點建議：

大力為“雙創”保駕護航。改革進入深水區，離不開法治保障。目前涉及“雙創”的政策不少，要避免各自為政、碎片化，及時把其完善成法律法規，走向法治化、規范化和常態化道路。比如，知識產權保護、科技成果轉化等法規需要進一步完善，讓創新主體有更多獲得感；一些滯后于形勢、人為限制和壓縮“雙創”市場開放及雙創者積極性的條款，需要花大力氣修改調整。其次，持續推進簡政放權，破除在實際管理行為中出現的“城市優先”“本地優先”“國企優先”等潛規則，對在創業創新市場門檻外設立的一些理由，冠冕堂皇而動機難以服眾的行政許可，應切實取消。行政需有所作為，但更多要靠市場，靠市場的開放和拓展。最后，大型和骨干國有企業要與其他創新主體協同發展，形成合作共贏的創業創新鏈，帶動上下游的中小微企業共同發展。一言以蔽之，就是雙創要立法，市場要作為，國企要擔當，民企要積極。

加快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升級。上一輪調整期，我國的城鎮化率僅約30%，城鎮就業人口2.24億；2016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7%，城鎮就業人口達3.93億；十幾年間，兩億農民進城，數千萬乃至上億“農一代”“農二代”們為城市發展作出了貢獻，理應獲得相應的社會保障。面對調整之痛，維持乃至提升弱勢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無論從道義還是現實的需要而言，都是政府工作的當務之急。面對當前捉襟見肘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應加強教育和醫療設施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加快社保制度的銜接和整合,同時，提高國資國企對全社會的回饋和反哺。

充分釋放要素資源活力。在人力資源方面，我國人口紅利已接近尾聲，發展進入劉易斯拐點，核心是提高生產力、增強競爭力，核心之核心，就是對人進行大規模的培訓。我國要強調大規模培訓，加快推進職業教育體系升級就是其中一個有效途徑。上一輪調整的經驗表明，職業教育能為遭遇調整群體提升職業技能、增加再就業競爭力發揮更多作用。為此，要加快建立職教和普教高教一體，院校和企業一體，職教和產業、行業一體，職教人才和其他人才一體的新型職業教育體系。在土地資源方面，加快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推進土地確權，引導土地有序流轉，增加市場定價能力和市場化運作的使用權，盤活土地生產要素。在資本方面，我國的居民儲蓄率世界最高，也是最大的外匯儲備國，要將資本的活水引入實體經濟領域，為實體經濟“推陳出新”奠定堅實基礎。人力資本要解放，土地要激活，技術動力要發揮，金融與實體經濟要靠攏，應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共求。

（摘自6月30日《聯合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