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曾憲奎

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技術創新一直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進入21世紀后,我國技術創新的步伐明顯加速,研發經費支出從2001年的1042.5億元提高到2016年的15440億元,同期專利的申請量從20萬件提高到346.5萬件,無論是創新投入還是創新產出均有大幅度提高。自2011年我國專利申請量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之后一直保持這一地位,且與美國的差距呈現不斷拉大的趨勢。這些指標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技術創新的能力相比過去有了很大提升。

但創新投入和產出的大規模提升,并沒有真正帶來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的突破。除高鐵等少數行業已經實現核心技術突破并推動核心競爭力迅速提升、整體技術水平躍居世界前列外,我國整體技術創新水平依然處于量變階段,并未實現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的突破,在技術上受制于人的局面沒有根本性轉變。

技術創新過分重視短期效應,重數量、輕質量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方面與技術創新的自身規律有關。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當前的投入要轉化為創新產出進而凝結到競爭力之中,以及通過技術積累逐步實現從外圍技術向核心技術突破,需要較長的時間,短期內難以見到立竿見影的成效。同時,技術創新成果并不構成直接的生產力,只是潛在的獲利機會,能否真正實現其商業價值,還需要一系列外部條件與之相應,如果考慮到技術創新從投入開始的整個過程充滿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期性,則從創新投入到形成現實的生產力的概率則更低些。

另一方面,我國技術創新領域出現了粗放化趨勢,表現出明顯的浮躁傾向。所謂的粗放化趨勢,是指技術創新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類似于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中“大量投入,大量產出,產出效率較為低下”的特點,突出體現在技術創新活動“重數量,輕質量”,追求短期內的產出數量增加而非質量提高,創新產出的可利用率低、技術含量差,導致大幅增加的創新產出并不能同等程度上推動經濟發展轉型,最終使得技術創新能力提高和產業競爭力提高之間的裂痕逐步拉大。這樣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各方對技術創新能力盡快提升的主觀愿望十分迫切,但是卻不符合“技術創新——產業”體系發展的客觀規律,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產生了欲速則不達的效果。

我國技術創新粗放化問題,最突出的表現便是過分重視短期效應以及“重數量、輕質量”傾向。具體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在研發活動上,表現為研發機構高度不合理,過分重視短期效應。研發經費在三種研發活動中的分布結構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技術創新水平。一般來說,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之間應維持合理的比例結構。從我國情況來看,研發結構具有明顯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比重低,試驗發展比重特別高的特點。例如,2012年美國三大研發活動比例為16.5%、19.2%和64.3%,同期我國的比重則為4.8%、11.3%和83.9%,美國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比重分別比我國同期高11.7、7.9個百分點,而試驗發展比重比我國低19.6個百分點。由于美國是世界技術創新體系最為完善、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因而其研發活動比例可以代表三大研發活動的最合理水平,由此差距可以看出,我國技術創新投入明顯更為重視創新鏈的后端環節,而對更能體現創新能力的前端環節投入明顯不足。

另一方面,在基礎研究領域,也存在較為突出的“重數量輕質量”現象。由于ESI論文發表的數量和質量能夠反映一個國家基礎研究的水平,因此這一指標在高校和研究機構受到高度重視。據統計,從2001年1月到2011年8月,我國累計發表ESI論文836255篇,在同期論文數量最多的20個國家中,高居第二位,僅低于美國。但在反映論文質量的被引用次數方面,我國在20個國家中屬于后列,論文引用率僅為6.2次/篇,僅高于俄羅斯、印度和土耳其等少數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