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啟蒙之轉化

唐初童蒙教育基本上以儒家經典為主，其主要原因是唐初科舉考試中明經科的地位較高，儒學較盛，名儒聚徒講學的情況比較常見，士庶子弟從小有較多機會從師名儒授教。即便是地方子弟，也有機會師從當地名儒。如名儒曹憲在江都講學，生徒多達數百人，不乏童子在其中，盧照鄰十余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

為了振興儒學，推動科舉考試的公平性，經過唐太宗、高宗組織孔穎達等名儒，經過不懈的努力，對儒家經典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永徽四年（653）三月，高宗頒布孔穎達等整理的《五經正義》，要求國子監、州縣學等官學系統按此標準注疏進行講解，作為科舉考試評判標準。“五經”標準化的同時，也抑制了唐人對儒家經典的研究。加之開元天寶以后，進士科的興起，明經系諸科地位下降，形成了“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局面。經學教育遇到前所未有的衰落景象，“其先進者，亦以教授為鄙，公卿大夫，恥為人師，至使鄉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則勃然動色”，與魏晉時期“以諷誦章句為精，以穿鑿文字為奧”的風氣截然相反。大文豪柳宗元也感慨：“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他還贊揚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然而，韓愈作為古文運動的領袖，所傳授的內容已是文學，與經學無關。盛唐以來經學教育的衰敗，直接影響到了經學在童蒙教育中的地位，反而被文學所代替。

其實，這一轉變在唐前期就已顯現端倪，貞觀末進士考試就出現了“體性輕薄，文章浮艷”的現象，時有童子杜易簡，“九歲能屬文，及長，博學有高名”，后登進士第。隨著武則天專權，由于其“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在其君臨天下二十余年，“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遐久，浸以成風”。受朝官選舉和科舉考試的影響，童蒙教育也有所變化，童子先屬文，后誦經的情況逐漸增多。

盛唐以降，童蒙教育崇文輕經的趨勢更加明顯。開元天寶以后，吏部銓選和禮部科舉考試“以文取士”的標準更甚，詩賦成了進士科考試的最重要內容，更加助長了全社會崇文的風氣，也改變了童蒙教育的內容。與此同時充當家學、私塾、鄉學、村學等各類形式的學堂和學校的老師，多由官員、落第舉人，及其女眷承擔，而這些人隨著社會的變遷已經多擅“屬文”即詩賦，輕經義，無形中自覺地改變了童蒙教育的內容。因此，開元以后，童蒙教育的崇重詩賦情形，大有超過《孝經》《論語》等儒家經典的趨勢。很多時候，童子從小就直接讀詩書，進而學習如何寫詩賦。開元四年（716），苑咸才七歲，便“誦詩書，日數千言，十五能文，十八應鄉賦”，不再提讀《論語》等儒家經典的事。

基于時代發展的趨勢，即便是世儒之家也開始注重詩賦啟蒙教育。如宋庭芬，世為儒學，但“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慧，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為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為賞嘆”。像宋庭芬這樣世為儒學，兼通詩賦，教授子弟時，重視詩賦是一種時代趨勢，并非其特別之處。當然，中晚唐也不乏一些沒落舊士族，為了維護舊秩序，堅守經學，反而不愿屬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李德裕。李德裕雖然自稱家不置《文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同鄉賦，不喜科試”，但受社會崇文風氣的侵染，其文學造詣非常高。李德裕盡管主張進士科考試以經術取人，但還是非常喜歡獎拔擅長詩賦的孤寒童子、進士而聞名。如劉鄴因為其父三復為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從事的緣故，劉鄴“六七歲能賦詩，李德裕尤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說明中晚唐童蒙教育重視詩賦，甚至評價兒童聰慧與否的標準。

在中晚唐整個社會崇文的情況下，士庶子弟從小接觸的名著詩人和文化名流的機會增多，獲得點撥和薦拔的機會也會增多。中晚唐流行的詩文集也影響了童蒙教育的內容。如白居易五六歲時“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后來進士及第，與元稹以“元白體”詩聞名天下。“其繕寫模勒，炫賣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對鄉村童蒙教育產生了很大影響，以致出現“村校諸童，競習歌詠”的情況。鄉村教師將教授“樂天、微之詩”，作為一種時尚。白居易、元稹的詩在鄉村學校廣為流傳，應該與元和、長慶年間，“元和詩”盛行有很大關系。晚唐鄉校童子又興讀杜牧的詩集，晚唐鄉村童子誦讀白居易、元稹、杜牧、嚴惲等名流的“百家詩”情況非常普遍，已經完全改變了唐初先經后文的兒童啟蒙教育，基本上呈“重文輕經”的態勢，與科舉考試的科場風氣基本一致。于是，晚唐童子更注重屬文，特別是以詩賦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