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方雙向的文化交流

絲綢之路對于人類文明的最大貢獻,是溝通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也促進了東西方雙向的文化交流。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關系好的時候,文化的交流會通過官私渠道,暢通無阻;有的時候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因為政治或其他原因斷絕了關系,但文化是流動的,并不因為政權的敵對而完全斷絕交流,文化的因子會通過其他途徑輸入或傳出。這兩方面的情形,在歷史上都留下許多很好的例子。

從北朝到隋唐,中國與薩珊波斯一直保持著非常友好的關系,雙方的使者不斷。相互之間除了政治聲援,還有多彩的文化交流景觀,不論作為物質文化代表的金銀器,還是作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從波斯傳入中國,豐富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波斯與中國的兩種文化在唐朝交融產生的成果,比如唐人制作的波斯紋樣、仿金銀器制品,又從中國傳到新羅、日本。

歷史上文化交流所能達到的深遠程度常常是出乎今人意料之外的,我們在慨嘆明朝鄭和偉大的下西洋壯舉的時候,不要忘記在唐朝也有這樣一位“鄭和”,他的名字叫楊良瑤。楊良瑤在德宗貞元元年受命出使阿拉伯半島的黑衣大食,他從廣州出發,走海上絲路,經過三年多的時間,完成聯絡大食、夾擊吐蕃的政治使命,返回唐朝。楊良瑤聘使大食更為重要的成果,是給唐朝帶回來珍貴而完整的海上絲路的航海日記,這應當就是賈耽記錄下來的《皇華四達記》中從廣州到縛達(巴格達)的路線。

楊良瑤從海路出使大食的背景,是因為吐蕃乘唐朝安史之亂,攻占了唐朝的河西領地,并向西域進軍。由于吐蕃和唐朝的敵對情形,像楊良瑤這樣的政治使節很難經陸上絲路去往西方。過去學術界普遍認為,貞元六年沙門悟空從天竺回到長安之后,中印之間的交往就完全斷絕了,晚唐五代時期西北兵荒馬亂,也沒有任何交往的記錄。其實,許多歷史沒有被傳世文獻記錄下來,我們今天可以通過出土文書再現某些歷史真相。敦煌發現的漢藏語文獻材料告訴我們,晚唐五代直到宋初,中印之間僧侶的往來、經本的流通等佛教文化的交往始終未斷,因為吐蕃也同樣信奉佛教,所以佛教僧侶的往來并沒有受到阻礙,他們仍然肩負著文化交流的使命,奔波在陸上絲綢之路上。

絲路上的文化的流動性極強,不僅在中國與西方之間,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東漸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由于奈良正倉院和韓國、日本古寺院收藏品的大量保存,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們也不斷從傳世典籍和新發現的石刻史料中找到新的印證。

漢文化的西漸與外來物質文明的貢獻

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筆者利用多年來對西域出土文書的調查整理,致力于探討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漢文典籍向西域地區的傳播情形,這應當是前人比較忽略的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內容。

隨著唐朝的勢力進入西域,漢化佛寺系統也在西域地區建立起來,遠在今吉爾吉斯斯坦阿克貝希姆遺址的碎葉城中,就有武周時期敕建的大云寺,一些西域官寺的三綱領袖,還來自長安的大寺。隨之而來的是漢譯佛典,在當時中原流行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妙法蓮華經》《大般涅槃經》《維摩詰所說經》漢文文本,都在西域地區流行,甚至一些中原內地的禪宗經典如《神會語錄》,也都傳播到了遙遠的西陲;代表著儒家文化的《尚書正義》《經典釋文》《切韻》,道家的《劉子》,史部的《史記》《漢書》等,也都傳抄到沙漠綠洲;唐朝學生習字的標本王羲之的《蘭亭序》和《尚想黃綺帖》,也都成為西域地區兒童的習字范本。由此可見最具漢文化特征的典籍在西域的傳播程度。雖然我們目前在更遙遠的中亞、西亞沒有看到類似新疆古代遺址出土的漢文典籍資料,但撒馬爾罕壁畫上手捧絲絹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獻對中國物產、工藝傳入的記錄,以及大量瓷器、絲織品的考古發現,都說明了中國文化西漸的深度和廣度。

隨著大量考古新發現、墓志的出土和發表,以及傳世文獻的數字化,我們今天對于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物質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絲綢之路向東方傳播,有了比前人更加清楚的認知,特別是對于中古時期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重要性,所知更為豐富多彩。敦煌長城烽燧發現的粟特語古信札,記錄了粟特商人在絲路沿線建立的貿易網絡和經營方式;吐魯番出土的高昌王國稱價錢文書,表明粟特商人用中轉貿易的形式經營絲路上的貴重商品交易;安伽、史君等北朝末年粟特領袖墓葬的出土墓志與圖像,表現了粟特商隊首領薩保的日常生活場景,以及他們使用的器皿,他們歌舞、宴飲的情景。這些都讓我們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活動與他們帶來的粟特、波斯文化。在9、10世紀粟特人逐漸失掉他們在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壟斷地位后,一些絲路沿線的綠洲王國或地方政權,開始經營傳統的中轉貿易。敦煌文書的記載表明,中原以及西域王國生產的絲織品,依舊是絲綢之路上最為暢銷的商品之一,“絲綢之路”的名字,可謂名實相符。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的“前言”編輯,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