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從文化使命看。中華文化具有兩個著力點，其一是注重道德教化。通過經史子集的傳習教化，建立政治、社會、倫理秩序，同時啟發個體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注重修身修為。其二是看重歷史鏡鑒。重視反思，以古鑒今，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中華文化的敘事方式，通常是運用歷史事件、歷史場景，以事論理，啟迪后輩。

五是從文化環境看。連西方政治學家都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成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族就與周邊族群以政治和文化認同為紐帶，融合在一起。到秦漢時代，中國真正形成了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中華民族。歐洲到近現代才真正形成了多民族統一國家，這個時間要比中國晚很多。中國的這一基本國情，保障了中華文化的獨立起源、自成體系和延綿不絕。中華文化使中華民族具有凝聚力。兩千多年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也累積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和深沉厚重。文化自信的擔當

我們強調堅定文化自信，不是要在苦難歷史的回望中找到精神慰藉，也不是要在今天輝煌成就的展示中彰顯自尊，而是要在堅定文化自信中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覺，具有新的更大的文化擔當。

我們要始終堅守文化價值取向，始終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與特色。在此基礎上，對文化的建設與創新有擔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有擔當；對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有擔當；對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有擔當。

要在加強文化建設和推動文化創新上有擔當。文化建設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創新，必然會包含文化的創新，經濟社會的繁榮必然帶來文化的繁榮，我們要有堅定的文化自信，有高度的文化自覺，致力于文化建設，不斷推動文化創新。比如，如何將當代中華民族的信仰轉化為人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追求；比如，如何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人們的生活之中，內化于心、外化為行；比如，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構筑適應時代要求的社會主義倫理秩序，等等，都是我們需要承擔的文化使命。

要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有擔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既要有堅定的自信，同時要用更多的功力，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上下功夫。我們要秉持客觀、科學、禮敬的態度，對傳統文化進行梳理、甄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要在深入闡發文化精髓上下功夫，在運用時代語言和方式進行傳習教化上下功夫，在“古為今用”、為時代需要提供滋養上下功夫，在激發全民族的文化創造力、實現中華文化新輝煌上下功夫。

要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有擔當。中華文化具有開放包容的氣度，具有很強的吸附、整合、更化能力。面對全球化和互聯網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需要在不同文明互鑒中有更多的擔當。在開放交流中保持和增加我們的文化優勢，是歷史擔當；在開放交流中發現和直面我們的不足，也是歷史擔當。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一大批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其中與封建制度相聯系的內容，進行過深刻反思。就是同時期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也看到了“西人所長吾人所短”。我們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取長補短，擇善而從”的原則，積極參與世界文明的對話交流，認真進行不同文明的比較研究，吸收和借鑒國外優秀文明成果。除此之外，積極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擴大中華文化在國際規則秩序制定和改革中的影響，擴大中華文化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面的作用，為人類文明作出新貢獻。這些同樣是我們需要肩負的歷史擔當。

要對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有擔當。有學者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在高度物質文明的背景下，可以為人們的精神凈化提供幫助，而這種幫助又不是宗教的。近年來，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在研究中國發展奧秘時，也把目光投向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甚至寄希望于中華文化醫治“西方病”。實際上中華文化具有內斂型特質。即令在歷史上中國強盛的時候，也沒有居高臨下地向世界推銷自己的文化，沒有“傳教士”到別的國家去傳授儒學或漢學。西方對中華文化的重視，完全在于中華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價值和魅力。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深刻地認識到，13億多人口的中國，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和平發展，這本身便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跡，這將真實地展示中華文化的道義高度和巨大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的和平發展，就是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對此我們要有使命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