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當年長安城淪陷的時候，杜甫不會想到，1300年后，在和平年代的今天，一封家書在收藏市場著實可以抵上“萬金”。物以稀為貴，21世紀后，隨著網絡時代智能手機和大量社交軟件的普及，書信文化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然而，短短不到10年，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變得越來越快餐化、從眾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也越來越少了一點曾經的那種“人情味”。北京晨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如今，只有極少數的90后、00后親筆寫過書信，而大部分曾經在書信中流露出真情實感的80后，到今天也已經忘記了書信的正確書寫格式。如果我們終究會失去書信文化，那么，我們失去的真的只是書信嗎？

“書信文化在沒落，但不會消亡，因為它能激發起人們內心最深處的共鳴。”

書信是一種傳統文化形式，有著獨特的功能和魅力。而現在，寫信已經被認為是一種“落伍”的行為。在快節奏的生活中，人們只看到書信的信息傳遞功能，卻很少看到其中的情感因素。其實這種“老土”的溝通方式非但不過時，反而因充滿了深沉的思想內涵和悠遠的人生韻味而更加讓人感動。針對逐漸消失的書信文化，北京晨報記者專訪了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楊雨。在她看來，書信的沒落顯露出的是人們個性的缺失。

1987年，77歲高齡的中國著名戲劇家曹禺先生的家里突然掛起了一對裝裱起來的批評信。信是小曹禺十來歲的著名畫家黃永玉所寫。“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你心不在戲里，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混在不情愿的藝術創作之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于混沌之中。”信中黃永玉中肯而犀利地批評了曹禺中年以后的創作。

“常人很難想象，中國當代如此著名的兩位大藝術家之間往來書信的語言竟如此樸實，信中沒有炫技、情感直擊人心。”在楊雨看來，書信相對一般的文學作品，更具有真實性，而這樣直擊人心的情感永遠不會消亡。

“母親寫給兒子的信會激發母子共鳴，丈夫寫給妻子的信會激發情感共鳴。”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楊雨認為，曹禺、黃永玉二人和普通人往來的書信沒有什么區別。私密性是書信本身的魅力，往往寫信者是對某個特定的人所寫，書寫的是特定語境下的特定情感，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這種形式理所應當的會激發出人們情感上的共鳴。“所以書信文化在沒落，但不會消亡，為什么《紅樓夢》讀每一遍都感動呢？因為它能激發起人們內心最深處的共鳴。”

“往來書信幾乎每個細節馬上就能浮現出來……冰冷的聊天記錄不會有重播性。”

21世紀初，電子郵箱逐漸走進了人們的生活，但基本上還是延續了傳統書信的功能。早期用郵箱和遠方的家人或朋友溝通，不少人依舊保持了傳統寫信的格式與風格。但隨著近幾年智能手機的普及，大量社交軟件的出現，信息溝通變得越來越“快餐化”。失去了對著信紙字斟句酌地沉思和醞釀，在楊雨眼中，人們同時也失去了如何準確表達內心最真實情感的“技能”，更逐漸失去了自我。

上世紀90年代初，楊雨走進大學的校門，這是她第一次真正意義上離開家人和朋友。在一個對于自己完全陌生的環境中，書信成為了楊雨最大的精神寄托。在楊雨的回憶里，那個年代每個班級中掌管信箱鑰匙的生活委員是同學們眼中的“香餑餑”，每次開信箱回來面對的都是所有人最期待的眼光。一轉眼，20多年恍如隔世，隨著年齡的增長，楊雨逐漸發現曾經在大學里自己每一封經過沉淀寫下來的書信，成為了自己再現青春的一劑良藥。“我現在翻閱20年前和家人、同學之間的往來書信，幾乎每一個細節馬上就能從我腦海里浮現出來，過幾天再看，還會有這種感覺。”楊雨坦言，冰冷的聊天記錄不會有重播性。

“時代不同原本就應該跟上輩人有差異，跟同輩人不同才是個性。”

“在你們這一代，人類征服了死亡。我不知道你們是怎么做到的，也許你們修改了人類的基因，關掉了其中的衰老和死亡開關，或者你們的記憶可以數字化后上傳或下載，軀體只是意識的承載體之一，衰老后可以換一個……”這樣科幻的文字出自《三體》作者劉慈欣之手。這是劉慈欣寫給女兒的一封家書，希望她在200年后打開。寫這封信時，劉慈欣假設女兒在未來的年代已經獲得了“永生”。“這封信的筆者是劉慈欣我一點都不驚訝，這字里行間透露著他的個性。”楊雨說。

如今，生日快樂變成了“生快”，絕交變成了“友誼的小船兒說翻就翻”，“從眾化”的網絡語言充斥著每一個人的生活。“你不說，大家都說，別人就會說你out了。”在楊雨看來，這樣“千人一面”的網絡詞語，最終會讓人們越來越缺失個性，尤其是現當代的年輕人。“現在的90后、00后，經常把個性化放在嘴邊，甚至引以為傲，但恰恰他們不知道什么叫個性。”楊雨說，“他們覺得跟上一輩人不同就是個性，實際上時代不同原本就應該跟上輩人有差異，跟同輩人不同才是個性。”

在快節奏的生活中，人們只看到書信的信息傳遞功能，卻很少看到其中的情感因素。在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楊雨看來，“書信文化在沒落，但不會消亡……因為它能激發起人們內心最深處的共鳴。”記者 韓英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