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同中的“加減法”

1月16日,距離2017年春節只剩下10天。曾經在年關里熙熙攘攘,填滿買年貨消費者的大紅門批發市場,人去樓空。在這個批發市場干了十年的個體戶劉保寧,憑著自己的努力,盤下了好幾個店面。在這一年里,他退出這些店鋪,跟著招商的隊伍,去了廊坊。

“心里當然有很多不舍,但是我們也知道這是國家政策,每一個‘小家’的生活改善最終還是要靠國家發展。”劉保寧自從知道要搬走,就對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消息十分關注,逐漸也開始理解“疏解”的意義。

同樣開始理解“疏解”意義的,還有天津市某央企負責人何占頌。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號角下,他的企業兩年前主動“疏解”到了天津濱海新區。

在天津市兩會上,何占頌回憶這兩年的切身經歷,頗為感慨。“這兩年,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濱海新區在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實效。”

這句看似“套話”的感言,其實飽含著滿滿的“干貨”。企業搬遷到濱海新區后,當地相關部門迅速幫助公司員工解決落戶問題,幫助員工子女解決上學問題,僅此兩項就切實解決了公司員工的后顧之憂,也讓何占頌的企業順利度過銜接期,快速步入新的正軌。

劉保寧和何占頌,在他們的人生中有著共同的關鍵詞——疏解。

疏解非首都功能,實際上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調結構、轉方式,就是騰籠換鳥,就是提升城市發展質量,就是改善人居環境,就是緩解人口資源環境的突出矛盾,就是更好地履行作為國家首都的職責。

顯然,對于首都北京而言,疏解非首都功能,就是當前京津冀協同發展中要牢牢扭住的“牛鼻子”。同樣,承接非首都功能,合并自身優勢,則是天津和河北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著力點。

北京市政協委員王麗是律師,每天找她咨詢疏解過程中各種政策法規事項的人,不勝枚舉。在她看來,疏解非首都功能,雖然沒有現成經驗,但也非完全無跡可尋。“雖然疏解非首都功能這件事屬于首都獨有,北京依然可以對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取得成效的地區,有所借鑒,并在每一個具體政策出臺之前,進行充分的事前調研。”

“我們企業商會可以幫助政府進行決策咨詢的調研服務。”與王麗同在一個小組的黃文勝委員,一直想表達,與政府鐵腕治理作為補充,市場的重要性同樣不可忽視。“要在疏解過程中,充分吸收民間力量。民營企業以及企業商會等對市場的敏感度和把控能力就是優勢。”

隨著疏解工作進一步深入,現有政策的邊際效應也越來越小,完善北京市產業疏解綜合配套政策,支撐和保障產業疏解工作成為北京市政協2016年的重點協商議題之一。

配套政策問題,也是天津市政協委員和河北省政協委員們討論中的關注點,拿稅收來說,這牽涉到最直接的利益分配問題,三地產業疏解與承接的積極性多少與此相關。

針對稅收問題,北京市政協經濟委員會聯合北京市八個民主黨派市委、北京市工商聯以及第三方科研機構,經過深入調研后建議,京津冀三地政府協同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統計局等部委,抓緊制定統一的京津冀協同發展稅收政策,重點解決減輕疏解搬遷企業負擔、遷出遷入地稅收分成、統計分成等現實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有疏解地,也有承接地。然而“腿在自己身上”,疏解出去的企業或者產業是否真的流向承接地,還要打個問號。

在此次政協會議中,不少來自企業家委員的聲音,似乎可以回應這個問題。有委員直言不諱地說,自己把企業搬到了東莞,還有的則走向了蘇州。

“市場要素的流動是完全自由的,疏解出去到哪里,我們會提前對各種可能的承接地進行深入考察,放在第一位的是要看看地方政府部門服務市場的意識強不強。”北京市政協委員劉志成表示,疏解出去的產業,周邊是否“接得住”,所謂筑“巢”引鳳,相關部門要打造一個真正具有“服務意識”的營商環境。

顯然作為承接地,天津和河北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這段時間密集召開的地方全會中,天津市政協委員們和河北省政協委員們在建言中同樣呼吁,地方政府要走出去,加強跟改革開放起步較早城市之間的溝通,在承接時不僅要注重基礎設置等硬環境,更該注意打通承接北京的“軟環境”。

承接北京疏解的產能之外,天津和河北自己也沒閑著,因為他們太知道,“沒有梧桐樹,招不來金鳳凰”。

壓鋼、減煤、縮玻璃,河北曾經的支柱產業在新形勢下必須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發展什么,各地面臨的情況不一樣,全省整體轉型更需要時間。”長期在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工作的河北省政協委員胡英杰說,從2008年開始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將發展方向轉移到大數據、節能環保、新能源和生物工程四大新興產業上。”胡英杰對產業轉型升級有著切身感受,“調整關鍵是謀劃在先,看準了就下定決心去干。”